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岭南,一般泛指横亘在湘粤、湘桂、赣粤之间的大庾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越城岭以南地区,大致与现在的两广、海南等地重合。自尧“申命羲叔,宅南交”、舜“南抚交趾”至战国时期楚悼王命吴起“南平百越”,岭南与中原的交往日渐密切。秦灭六国后,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将其纳入中央行政版图。公元前204年,龙川令赵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性政权——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攻灭南越,设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等九郡,再度恢复中央政权对岭南的直接统治。受地理因素影响,岭南与中原地区相对隔绝,加之南越国“和集百越”的统治策略,使岭南地区在政治与文化上形成稳定、浓厚的地方特色。因此,不仅两汉的岭南治理策略体现出“在因循中改造”的鲜明特点,岭南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呈现诸多特殊面相。
    从“和集百越”到“汉越分治”
    赵佗以汉人身份建制岭南,为了稳固统治,推行“和集百越”的策略。在政治上,广泛吸收越人参与政权,扩大统治基础。赵佗任命颇受越人支持的吕嘉为丞相,并以其弟为将军,乃至“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在基层管理层面允许越人自治,以期达到“以越治越”的统治效果。在社会风俗上,遵从和推广越人风俗习惯,赵佗本人以“蛮夷大长”自居,带头改从越人“魋结”发式和“箕倨”坐姿;推行汉越通婚,加快民族融合。“和集百越”政策取得了较大成功,使得南越国祚长达90余年。值得注意的是,以“和集百越”为施政基调的南越政权构建,带有浓厚的岭南百越民族古代国家化性质。因此,南越国的建立及其近百年的历史,促使岭南地区在政治与文化上形成了较为稳固成型的地方性特色。正因如此,在长达90余年的汉越政治博弈中,越人对汉政府以及南越国亲汉势力始终保持警惕和疏离态度,这也为南越国后期吕嘉发动叛乱提供了政治基础。
    汉武帝灭南越国后,总体上沿袭赵佗策略,施行和缓统治。一方面在秦制基础上进一步推行郡县制,设置南海、苍梧等岭南九郡,在形式上将岭南编入中央行政版图;另一方面实行“汉越分治”,允许越人自治,“复长其民”,封敕百越各族君长管理族内事务。例如在骆越,任命部族首领为骆王、骆侯、骆将,分别管理郡、县两级的越人事务。客观来说,这种策略可以在短时间内安抚因政权更迭给越人带来的不安和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民族融合。随着交通的改善,来自中原地区的刑徒、屯兵、官吏、流民及商贾大批涌入,汉越分治的治理模式反而加深了汉越间的政治和民族对立。公元40年,交趾郡爆发征侧征贰姐妹之乱。征侧系交趾郡麊泠县骆将之女,“性甚雄勇”,“所为不法”,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乃起兵反抗,以致“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并自立为王。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叛乱后,采取“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等安抚手段的同时,在平定叛乱的地区“为郡县”、“治城郭”,逐渐废止“骆将主民”的自治政策,将骆越各部族纳入郡县直接管理。
    东汉末至三国,中原大乱,苍梧士燮家族趁机坐大。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向孙吴政权入质纳贡,得以“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三国志·吴书·士燮传》),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原士人纷纷进入岭南避难,在“三陈”、“四士”等世家大族的经营及薛综、许慈、刘熙、程秉等中原名士的倡导推广下,岭南社会风俗汉化进程加速,文教水平获得长足进步,以致“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广东通志》)。
    经济文化呈现地域性特征
    从南越建国到东汉三国时期,岭南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不过,汉越分治政策的长期实施,使得经济和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首先,岭南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均。考古资料表明,中原移民的墓葬主要集中在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附近,在时空分布上呈现出按时间先后由北向南逐渐推进的特征。南海、苍梧、郁林郡临近中原,南下移民最先落籍于此。从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等代表性墓葬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这一地区已开发出水田,农业生产已经使用犁耕、底肥、镰刀以及移栽秧苗等先进工具和技术。而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及珠崖等郡,位置偏南,距中原较远,是越人较为集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史载“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晋书·陶璜传》),特别是交趾、九真一带的骆越之民,“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后汉书·循吏列传》),基本停留在狩猎采集的原始状态。
    其次,经济门类亦呈现出民族和地域性特色。越人习惯居住在山林溪谷之间,这里虽不适合耕作生产,但特产丰富,如“乌浒,南蛮之别名。巢居,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南裔异物志》),而且“小溪乃平直,大道永通利”,越人“抱布贸丝,交易而至”,用珍珠、鸟翠等山林特产从汉人聚居的平原和城市地区换取生活必需品。久而久之,汉越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门类。
    再次,汉越分治的统治策略与相对封闭的经济圈,使得岭南越人的汉化过程相对缓慢,保留了大量自身特色。岭南地区地形复杂,山谷河流纵横,越人散居山林深处,居住环境较为封闭。而南下的中原移民大多沿交通要道聚居,主要分布在平原城市,客观上与越人聚居地域分隔开来,散居各处的越人与外界交往较少,汉化程度参差不齐,直到东汉时期,部分越人地区的社会生活仍旧沿袭原始习惯,“交趾麊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断发纹身、迷信鸡卜、善舟习水、善铸铜鼓,喜食异食等现象较为常见,儋耳之民“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如鸡肠,累累下垂至肩”(《南裔异物志》),原始烙印十分明显。
    岭南治理中的南阳色彩
    南越国的灭亡和郡县制的推行,打破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政治壁垒,使两地在政治上连为一体。邻近岭南或位于通往岭南交通路线节点的中原各地,与岭南的政治文化交流尤为密切,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极为特殊的地域联系。其中,河南南阳地区最为典型。据统计,两汉时期岭南各郡县官吏,以南阳出身者居多,约占总任职人数的五分之一,他们为两汉时期的岭南治理和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任延,南阳宛人,曾辗转长安求学,历任陇西、会稽,后转任岭南九真郡太守。当时“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种姓,夫妇之道”。任延到任后,“教其耕嫁、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因此被誉为岭南华风之始。任延等人的努力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风貌,促使越人汉化和文教水平迅速提高,不少越人因文才出众而步入仕途。如李进“代贾琮为交趾刺史,奏请依中州例贡士。其后阮琴以茂才,仕至司隶校尉,交趾人材,得与中州同选,寔自进始”(《粤大记·献征类·李进》)。
    这种现象与南阳地区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首先,两汉时期中原与岭南的交通以水路为主,而南阳正是中原通往岭南水路路线的起点。南阳北通洛阳,西经武关道可达长安,处于两汉都城与岭南之间的枢纽位置。从南阳出发,一路溯沔水南下,顺湘水、耒水逾骑田岭,走洭水或秦水可至岭南经济政治中心番禺;另一路逾越城岭经漓水,可抵岭南西部重镇苍梧,再沿西江向东行至番禺。两条路线一东一西,贯穿岭南全境,位于两端的南阳郡和番禺成为当时南北呼应的“一都会”。
    其次,汉武帝攻灭南越后,将侯国制度与内徙民族安置政策结合,对部分南越降人实施封爵内徙,南阳及其周边的襄阳等地正是汉武帝大规模安置南越降人的区域。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先后将安道侯揭阳定、随桃侯赵光、湘城侯监居翁和涉都侯喜等人安置在南阳及附近地区。其后裔繁衍生息达数百年,家族逐渐壮大,直到东汉三国时期依然有大量越人聚集于此。如北迁骆越人后裔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成为盘踞南阳一带的强力豪族(《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地理交通上的便利位置和大量北迁越人在此聚居,使得南阳与岭南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想见,在长时间的交往过程中,南阳官民逐渐熟知南越文化及风俗习惯,并积累了一定的统治和交往经验。因此,南阳出身的士人任职和治理岭南具有较大优势。另一方面,越人举族内徙,深入汉文化腹地,在保留了一定原生文化习惯的同时,接受汉文化的长期熏染,形成了融汉越一体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后人成为治理岭南的合适人选。如湘城侯监居翁,原为南越桂林监,公元前111年谕使瓯骆民四十万归降。监居翁一族居南阳五十余载,公元前54年,其后人益昌被汉政府任命为九真太守。值得注意的是,益昌返回岭南后,将大量岭南越人贩往中原为奴,这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北迁南阳越人与岭南越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南越国“和集百越”的统治政策使岭南形成了较为稳定成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使汉武帝攻灭南越后,虽然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央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但仍然允许越人在其部族内部实行自治。这使得岭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呈现出越汉分明的地域特征。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融合与交流,“汉越分治”的统治策略逐渐废止,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岭南的汉化趋于成熟;而中原南阳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在两汉对岭南的开发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