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①自史前时期开始，已经成为连贯东西、融合南北的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反映了典型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是我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
    先秦青铜器在这里多有出土，时间跨度大，器物类型丰富，不乏重器精品，其研究对探讨夏商周时期该区域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原青铜文明的南下、方国历史文化、与周边地区的互动等问题均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拟重点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淮地区相关青铜器研究材料，以利于学界更进一步发掘其中价值，进而推进该地区青铜器研究的深入。
    一、萌芽阶段(1926-1949)
    1949年之前中国成组出土的青铜器屈指可数，除殷墟盗掘和科学发掘出土的一批外，主要集中发现于二三十年代间的河南一地，并以春秋、战国贵族墓出土群组青铜器为主，如1923年新郑李家楼春秋铜器群、1923年山西浑源李裕村战国早期铜器群、1928年洛阳金村战国铜器群等。19世纪晚期以来，欧美人热衷于中国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中原一带的盗掘活动，但同时也促进了国内青铜器研究从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研究的转变。江淮商周青铜器发现与研究的缘起在一定程度上与上述事件也不无关联。
    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驻留于蚌埠的瑞典工程师加尔白克(O·Karlback)得到了一批寿县出土的鼎、壶、簋、车马饰具、带钩、铜镜等古物，经由其手分售于欧美各地，并于1926年发表了《一些早期中国青铜镜的笔记》一文，这批“淮式”镜的发表，引起了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同时，加之时局动荡，盗掘疯狂，该地大批非法所得器物被转卖于上海商人和外国人之手②。1933-1938年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经三次盗掘，出土了铜器和零星陶器、石器4000多件。文物多流失各地及海外，少部分为当时省立图书馆收藏。基于寿春铜器群材料的丰富与重要性，引起了当时学界对寿春器的高度关注。其中，早在1934年胡小石③就研究了该墓出土的鼎铭。1936年高本汉④(Bernhard Karlgren)根据该批及中国之前出土的青铜器材料，提出将商周铜器分为殷式、殷周式、鄂尔多斯式和淮式四类。但这种所谓“淮式”铜器的提法，后来多为学者们所诟病，陈梦家⑤就认为，当时所谓“淮式器”多为战国时器物，其时，是相对于“殷式”、“殷周式”、“中周式”而列出的一个概念。郭沫若⑥也根据当时材料，将中国青铜文化分为南北两系，以徐、楚为中心的江淮流域诸国则属于南系。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寿春及墓葬出土器物的具体研究，主要涉及一些器物铭文文字和内容的考释，郭沫若⑦、唐兰⑧等均有涉猎。而刘节的《楚器图释》可谓是期间第一部研究寿县出土楚器及其铭文的专著。
    中国青铜器综合性研究著作在此期开始出现，寿县朱家集青铜器也成为其中重要的论述材料。郭沫若1930年代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将楚王酓忎鼎列为末期标准器，并认为其形制与纹饰属于“精进式”，而铭文则属“堕落式”。在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中，容庚对寿县出土铜器有过全面介绍，并将楚王酓肯铊鼎等七器列为秦始皇统一以前标准器。
    这一时段尽管青铜器出土数量有限，且多源自盗掘而得，不过李三孤堆铜器群的出土，却在中国青铜器早期铜器发现与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批器物的出土及相关研究的开始也可视作安徽考古学史的发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该主题的研究也始终为江淮青铜器研究热点之一，备受学界关注。除殷墟青铜器外，这也是相应时期发现的其他群组青铜器研究中所罕见的。
    二、发展阶段(1949-1979)
    新中国成立后的这30年时间，本文将其定为江淮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上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地方基础建设的兴起，青铜器发现的数量远超过此前，除一些零星发现外⑨，寿县蔡侯墓⑩、舒城凤凰嘴墓(11)等出土的成组青铜器应是该期最重要的发掘成果。
    新中国建立初期，安徽本地学者殷涤非(12)即对安徽省馆藏寿县朱家集楚墓出土青铜器及相关著录做了较为详尽的归纳。朱德熙(13)、李学勤(14)、刘节(15)等对该墓出土铜器铭文进行了考释和相应研究。其中，朱德熙对寿县出土的20余件青铜器铭文中的“集脰”、“刚市”、“王句”等进行归纳整理并考释，提出这批器物并非铸造于同一时期，而是分属楚考烈王、楚幽王之时。刘节的文章在当时主要以古文字考释为主的青铜器研究中独树一帜，也是该期最早使用考古学类型学方法研究楚青铜器的文章之一。该文共录9器，并按时代逐一考释，并推定年代。与前述诸学者不同的是，该文专有一节讨论器物的形制与纹饰，对鼎、簋、壶、盘等器进行类型学研究，并提出朱家集楚器“可作该时代之一标准”。在通过器型纹饰等文化因素分析对比后，刘节认为楚国铜器与新郑铜器群“关系最深”。这些方法尽管并非刘首创，但在当时青铜器研究背景中，无疑仍是极具科学性和前瞻性的。
    1955年寿县西门外蔡侯墓的发掘，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在短时间内，郭沫若、陈梦家等著名学者相继撰文发表，就出土铜器及墓主提出自己的见解，呈现出一派百花争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
    郭氏根据其中3件长铭铜器的铭文内容，考证出该墓的墓主为蔡声侯，葬于公元前457年前后二、三年间(16)。陈文几乎与郭文同时刊布，该文则系统收集了墓中出土铜器，从器名、功用、形制、纹饰、组合等角度，并结合铭文内容，就蔡国历史和墓主逐一考订，认为墓主为蔡昭侯，年代为公元前518-491年间(17)。该观点后遂为学界所认同。其贡献还在于对铜器群年代较为准确的判定上，并将前期各地零星出土的同期铜器群联系起来，“说明了蔡器与不同地方同时期铜器的相同性”。纹饰部分的比较研究也是该文研究角度之一，尽管在此文发表的10年前，陈梦家已成功地将该方法运用于新郑器群上，但此次的对比研究，成功地将寿县蔡侯铜器群与新郑组和寿县朱家集组联系起来，形成了可以成为“分划东周的春秋与战国标准铜器”。
    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唐兰(18)曾注意到编钟铭文被铲的现象，并认定墓主为蔡倬侯。于省吾(19)对墓主身份的观点与陈梦家相同。史树青(20)认为墓主为蔡成侯朔，原蔡侯名被铲的原因，乃当时用祖先遗物随葬所致。李学勤(21)推测为蔡元侯。孙百朋(22)也就上述3件有铭铜器的铭文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其时，他在《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中就提出了墓主为蔡昭侯申的观点。
    总体看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关于江淮地区青铜器的研究尚处于逐步发展时期，相对而言，重要成果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70年代的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朱家集楚墓和寿县蔡侯墓展开，内容多偏重于通过金文考释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无论是其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上均略显单薄，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较多，而“文革”期间专业期刊的停办，使得期间部分地市的重要发现难以及时公布，加之相关科研机构工作重心的转移等，均导致了学术研究的相对滞后。但也要看到，有些学者已经自觉使用类型学方法研究江淮地区出土青铜器，当为后段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奠定了一定基础。与此同时，1960年凤凰嘴材料的公布，加上随后10多年来江淮中西部地区春秋青铜器的一些零星出土，为下一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打开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