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青铜器专题研究
    青铜器铭文研究也是该时期的热点之一。其中，陈秉新(62)最早对舒城九里墩出土鼓座的定名、国属及时代等问题做了重新研究，认为鼓座名为隽鼓，属于群舒之器。殷涤非(63)认为鼓铭为“嬴公晋鼓”，系春秋末期徐器。何琳仪(64)则将其器主名释为童鹿公。何先生文字隶定相当精准，但可惜当时并未与钟离相联系，这一悬案的解决一直拖到了近20年后蚌埠、凤阳一带钟离国墓葬的发掘。王少清(65)则从文字学角度解析了九里墩鼓座中几处字句。陈秉新(66)根据六安九里沟鼎铭文，得出该器器主为楚令尹子荡。对该器铭文及对子汤的考释，胡仁宜(67)、王辉(68)、李勇(69)等也曾有过相应研究。陈秉新(70)也对舒城秦家桥楚墓出土器铭加以考释。刘信芳(71)全面释读了卞庄一号墓出土镈钟铭文，并认为九里墩鼓座也属钟离之器。
    有铭青铜兵器的不时出土为研究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诸侯国在江淮一地的活动提供了直接证据。殷涤非(72)认为霍山十八塔古墓出土戟之铭文，应为吴工年，疑为吴季子所有，戈为“蔡昭侯戈”。潜山和桐城发现的两件纪年上郡守戈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73)。霍邱发现的三年奅令戈也可能源自战国末期的魏国，由于秦国东征楚地而流落至此(74)。出自六安99号战国晚期墓的毕九鼎也被认为与秦国有关(75)。单一器物(类)研究集中于个别典型器物上。对于江淮一带春秋时期流行的青铜甗形盉，马今洪(76)、郑小炉(77)、毛颖(78)分别对其演变、文化属性、功能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李勇(79)对六安出土的一件商代大口尊做了详尽介绍，并结合它地出土同类材料，以该器为入手，例证了商文明南下长江流域并开始西渐的路线。实际上在六安尊尚未发现之前，李学勤(80)、施劲松(81)就曾得出过类似的观点。
    全面著录和研究的出现为此一时段江淮青铜器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就要首推李国梁《群舒故地出土的青铜器》(82)一文，其是对该小区域春秋时期青铜器已公布资料的一次全面著录，内容包括器形、纹饰及铸造信息。文章也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典型器物做了分析对比，认为群舒“多仿自中原或山东的，甚至是徐国的。它虽然有自己的组合、形制、纹饰，但人们又能找到它与邻近地区、国家的相同之处和影响。”但文章没有涉及群舒铜器与楚国铜器的关系。
    此后，又有学者在此材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研究。其中，张钟云(83)研究了包括河南东南部在内的淮河中下游地区春秋青铜器。以容器为主体，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分期、分区，并运用文化因素构成方法探索了其文化结构；并分析了青铜器所反映的国属及之间关系。对于六安区的5组器物，张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原、本地、楚、吴越、山东的文化因素；而信阳区文化因素构成与六安区相同，只是中原文化在春秋中期前对其影响更为强烈。郑小炉(84)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群舒青铜器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提出了徐、舒、吴越融合的问题。王静(85)也对皖西地区周代的青铜器做过类型和文化因素上的研究。王峰(86)则认为淮河中下游地区青铜文化受周文化的影响要少得多。从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前段开始，各小区均出现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器物，而以淮河中下游区为最。从春秋晚期开始，各地区均受到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并最终于战国时期形成统一的楚文化。
    4.方国历史文化研究
    史书记载的安徽江淮地区分布有10余个小国，关于其存在与否，活动范围处于何地等诸多问题，文献多语焉不详。多年来，学者们也试图通过青铜器研究来解答上述问题。这其中有关舒、群舒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一直处于研究的焦点。
    殷涤非(87)1983年撰文根据出土青铜器探索安徽古代史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对“淮”及“南土”、群舒的历史、州来与寿春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他也全面回顾了蔡器的发现历史，并提出下蔡应该位于寿县一带，而非淮北的凤台(88)。朱凤翰(89)曾认为怀宁杨家牌和寿县肖严湖出土青铜器可能分属于古桐国和州来国青铜器。但由于缺乏相应铭文，也仅能视作一种猜测。
    在对江淮地区先秦时期的诸侯国研究中以陈伟的专著(90)为代表。该书在相关章节结合了一些出土青铜器材料，对潜、舒、巢及群舒等安徽江淮一带的小国都邑的地望等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杨德标(91)从舒城九里墩墓墓葬结构、青铜器组合、纹饰、铭文书体等角度考察认为，该墓墓主属于春秋末期的蔡成侯朔。该观点大约源自对该墓出土一件戟上铭文释读之上(92)。也有学者(93)认为其残存青铜器都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和时代特征，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其墓主除可能属群舒族外，也有可能是吴国的高级贵族，而与钟离国关系不大。不过，张钟云(94)认为徐、舒同源的观点在青铜器上难以找到足够的证据。
    钟离国青铜器研究是近年来江淮青铜器研究的新热点，在较短时间内即有一批学术文章问世(95)。其中，既有通过考释铭文研究钟离国史的文章，也有利用青铜器形制并结合铭文考证相应墓葬年代、族属等的论著出现。但其中如关于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年代、铜器铭文中所出现的钟离公谱系等问题，学者们仍有着较大分歧。
    5.楚文化东渐研究
    对于江淮一地的楚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曾做过深入而持久的探讨。对于皖西南地区的楚文化，有学者(96)结合望江出土青铜器等器物认为，该区楚文化来源多样，既受中原、吴越、楚的影响，也不乏自身特色。这一点也得到了枞阳旗山沙河墓地出土勾鑃等遗物研究的证明(97)。
    马世之(98)认为中原楚文化除有别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始终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是一种衰减的过程。郭伟民(99)则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包括江淮地区在内的楚边缘地区文化的演变过程，得出的观点与马接近。杜德兰(100)认为楚国北界的文化与相邻国家存在着区际交流，从而促进了器形、铸造及装饰技术的传播。
    对于安徽江淮地区的楚文化，杨立新(101)认为这一区域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铜器看，春秋中期该地土著文化还占有绝对优势，到春秋晚期后段，楚文化已与当地文化融合，到了战国时期，已表现出和两湖地区楚文化相同的面貌。宫希成(102)有类似观点。李德文(103)则以青铜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该区楚文化的渐进过程，结论与前者一致。
    6.青铜矿冶、铸造研究及科学技术的运用
    郭宝钧(104)曾研究过寿县朱家集和蔡侯墓部分器物的铸造情况。宫希成(105)对枞阳县井边古代铜矿井进行过调查，在长江北岸首次发现了东周古矿井。毛振伟(106)等运用X射线荧光光谱和衍射技术分析了潜山薛家岗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坩埚成分，不失为对安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也有学者(107)根据滁州何郢遗址出土的镞、刀、凿、针等青铜小件，运用微量元素的成分分析的方法，发现该地整体上与铜陵、南陵地区样本不吻合，初步判断来自滁县本地。吴兴汉(108)则分析了寿县楚王墓2号大鼎的铸造技术。
    第三阶段研究成果综合以观之，特点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资料吸引力强。以论文发表数量以及参与的学者数量为主要表现。过去由于出土资料相对匮乏，在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谱系较为完备搭建的前提下，许多问题急需江淮一地青铜器资料补充。而此期各地公布的一系列材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利用江淮青铜器资料进行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二，时空研究范围广泛。这一时期江淮中西部青铜器资料的积累和相对完备，已经完全超越了早期单一以寿县出土战国青铜器为主的研究。也为搭建完备的江淮区域青铜文化谱系提供了可能。其三，新热点频出。诸如钟离国青铜器的出土等一系列重大发现，接踵而至的往往是一系列不同角度的专题文章的发表，同时也解决了过去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