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步繁荣阶段(1980至今)
    1979年后江淮商周考古工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大量的材料密集公布，其中就包括一些前期发现的若干铜器群(23)。其时间跨度之大，区域特色之明显，给学界以全新的感受，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研究层面、方法及质量都得以明显改善和提高(24)。其中，在对过去30年安徽考古的回顾中，首次对安徽江淮地区重要青铜器的发现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等信息作了简略研究(25)。上述现象似可作为本阶段开始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
    1.早期发现青铜器的继续研究
    关于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铜器群的研究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不少学者有过论及。如曹淑琴、殷玮璋(26)全面回顾了该墓铜器研究和发现史，并将铜器分为7组，认为并非属于同一时期铸造之物。刘和惠(27)对此也有研究。殷涤非(28)认为此墓出土的一件大府镐，为楚考烈王为王或太子时所铸器，后埋入幽王墓中陪葬。李零(29)、陈秉新(30)、程鹏万(31)等则对其出土文字作了研究。此外，卢茂村(32)研究了该墓出土的青铜生产工具。
    学界对于蔡侯墓出土铜器也有着更深入的探讨。郭宝钧(33)以寿县蔡侯墓作为春秋晚期铜器群的重要坐标。郭若愚(34)复原了墓中一组残钟铭文，认为墓主为蔡成侯。刘和惠(35)则从蔡侯墓青铜器铭文内容出发探讨了蔡楚关系。刘建国(36)分析了蔡侯墓青铜器的文化属性，认为其是以中原礼器组合为主体，又保持了浓郁的江淮地方特色，同时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张亚初(37)对蔡国铜器铭文做了归纳与整理，并对蔡国的对外文化交流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秉新(38)对蔡侯墓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一些关键字句做了深入研究。李学勤(39)则从墓中金文入手讨论了“初吉”与“吉日”的含义。殷涤非(40)研究了蔡侯墓铜器中一些细节问题，以为蔡侯墓名“嬭”乃蔡昭侯之名，并认为部分铜器上墓主名被铲去，乃是昭侯遭盗杀后，谋反者所为。蔡大孟姬“敬配吴王”之“吴王”为吴王光。与此同时，他对1964年舒城凤凰嘴春秋墓出土“铉鼎”的名称及用途作了考析(41)。
    2.本地青铜文化研究
    对于非中原文化青铜器的研究，李学勤(42)曾指出，“不同文化因素的共存与融合，常见于先秦中原文化传播的边缘地带。两种青铜器传统在一定时期内并存，反映了商周某些诸侯国的政治、民族及文化构成”。
    李伯谦(43)曾就中国青铜文化谱系做过划分，在前16世纪至10世纪中叶江淮大部被划入长江下游文化区，沿淮一带似乎被列入中原文化区。而在西周后期至春秋末年，随着周边文化融合以及政治势力扩张的结果，中原文化区对外影响逐渐增强，又可细分为周郑晋魏、齐鲁、燕、秦、楚与吴越六个亚区。按照这种划分，此时的江淮区青铜文化显然是以楚与吴越文化为主体。
    关于中国夏商青铜文明的传播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江淮地区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使得这里成为探索夏商青铜文明南播的重要通路之一。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邹衡(44)最早认识到二里头文化与巢湖地区的关系。但由于当时材料限制，学者们多从陶器入手考察中原与江淮土著文化的互动(45)。杜金鹏(46)则结合了有限的青铜器资料，探讨了二里头文化与这里青铜文化的关系。杜也意识到需要解决一个传播时间和文化通道的问题，即要证明江淮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似遗存“年代不超过二里头二期”，“主要文化因素是从豫西二里头文化中直接传播过来”。
    对于商文明南下问题，杨德标(47)在撰写简报时就提出，含山出土的两组青铜器，是融合了中原商周文化因素的当地产品，在纹饰和形制上有继承关系。陈佩芬(48)在其一篇概述性文章中，对安徽商代出土青铜器材料相当重视。指出，阜阳月牙河群组年代在商中期至殷墟早期，而龙虎尊和兽面纹尊的造型在中原青铜器中也属罕见。而肥西馆驿爵的双柱高度在现存商周青铜爵中为最大一例。她同时认为，淮河流域出土青铜器属于淮夷使用的器物，肥西发现的商代铜器可能是通过淮夷向南传播的。淮夷控制着铜料北输的路径，向往商王朝丰富的物质财富，而商也需要淮夷纳贡和通过淮夷之地获取铜料，因此，所出土的青铜器则是两种利益集团矛盾交织的反映。
    在安徽南部，商周之际以来也存在颇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并已明显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北线包括潜山、枞阳一线(49)。
    本期资料的积累为区域青铜文化分期研究提供可能，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的研究队伍业已形成，对文化分区则格外关注。其中，杨德标、杨立新(50)以安徽江淮商周文化主要发现和分布入手，探讨了其分期与特征，进而认为，安徽江淮地区商周文化，除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以外，本地土著文化仍占主流，而某些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出现，说明了夏文化与江淮流域古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文章实际也提出了江淮商周文化的分区问题，认为巢湖为界的东西地区地方文化有明显差别，其东文化与中原一致，受中原文化影响强烈；而巢湖以西到大别山东麓的“群舒”区，则体现了江淮地区该时期的文化特色，但随着楚势力的东渐，也逐渐被同化。宫希成(51)则将安徽江淮地区夏商文化分为三个小区：西北、东南和西南区，并认为分别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文化类型，中原文化也始终对这一地区产生着强烈影响。在另一篇文章中(52)，宫希成分析了安徽淮河流域的西周文化，对于该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认为与中原西周铜器特征、纹饰大体相同，属于周式铜器。而淮河流域西周文化与江淮分水岭以南文化风格迥异，江淮南部文化更多地受到吴文化的影响。周文化西周时期的“南界并未越过江淮分水岭一线”。对于西周及以前的江淮古文化，杨国宜(53)也有类似观点，并且认为，江淮古文化春秋时期尚保留较多自身特征，而直到战国时期才完成了与楚、吴越文化的完全融合。对于以陶器为主的安徽江淮地区夏时期文化，何长风(54)认为该地始终保持着自身特色，且兼容并蓄其他地区文化，并与夏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还与南方各族保持联系，具有广泛的开放性。
    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青铜器通论性质的专著相继出版，尽管多为概述，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其中，杜廼松(55)认为肥西馆驿爵与斧，形体较大，风格与中原所出基本一致，对于春秋时期的江淮一地青铜器，杜也对蔡国、群舒、黄国、番国、樊国青铜器做了简要概述。不过，他将双龙耳尊列入群舒典型器物中，与兽首鼎及鬲形盉并举，似乎值得商榷。在更早一篇文章中(56)，杜以为舒城金墩爵可能来自北方。而针对江淮之地出土青铜器，朱凤翰(57)认为“在安徽中部舒城及附近地区陆续出土的春秋青铜器，在器类、组合及形制上有独特之处，显示了一种区域性的青铜文化存在”，这在春秋中期偏晚后突出表现在兽首附耳鼎、带曲角状鋬的甗形盉、平顶盖缶等特征器物上。此外，群舒器也表现有一定的“复古”倾向。
    关于沿江地区青铜文化关系的研究是此期涌现的另一个学术增长点。杨立新(58)较早就认识到江淮地区与皖南沿江青铜文化的关系，认为铜陵的商代器物是由中原自江淮传入，而在西周末春秋早期开始，江淮地区土著文化与皖南青铜文化交往较为密切。张国茂(59)在论及铜陵当地先秦青铜文化时，也曾认为当地与江淮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施劲松(60)认为，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区域，许多青铜器兼有中原和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特点，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原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张爱冰(61)在近期一系列皖南商周青铜器的研究文章中表达了其对皖南、江淮两地文化交流的关注，实际是对上述认识的不断深入和科学论证。他认为中原夏商时期青铜器在江淮一地的连续出土，恰恰说明了该时期，经由江淮南下的中原势力持续不断，路线也较为清晰，目的地就是皖南沿江一带的铜矿产区。而西周以来江淮地区与皖南的互动关系也超过了以往学术界的认识。在对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中，他则用大量江北新近出土的资料，论证了群舒族群及其青铜器向皖南迁徙及传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