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重要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无论是经世致用，还是智识兴趣，或是人类自我认识，都决定了宏 观思考至关重要。与那些过于浅薄、低劣、狭隘和先验规定式的旨趣不同，所有要达到深层 历史经验和事态内在机理的研究，都必须或明示或隐含地多少超越微观探究层次，进至运用 较大尺度的比较、联想、抽象和总体性想像等思想方法的宏观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宏观思考是达到历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终极甚或主要的手段。微观探究当然也非常重要， 并且在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之外，同样还需要非同小可的才智。然而，微观探究本身毕 竟是历史学家一项起码、而非高级的功能，它所要还原的“真”，只是本质意义上的“真” 的局部和表层。它的局限性在于，即使假设它使人看到了所有真实的细节，也远不等于使人 把握和理解了这些细节的总体融合构造以及它们互相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一位宏观思考意识 强烈的历史学家仅略有过分地说：“历史并非只是细节的堆积，正如（法国名胜）夏尔特尔教 堂并非知识石块的堆积一样。单独一块块石头在夏尔特尔教堂里算不上重要，细节在历史中 也 算不上重要。”[12]（p.6）因此说到底，尽管微观探究构成史述的基础和史论的前提，而且 每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有能力进行严谨扎实的细节还原工作，并且从此开始其研究生 涯，但若没有作为宏观思考根本特征的广阔眼界、总体性想像和超越较狭隘时空的合理联想 ，“历史就没有涵意，就是一堆互相无关的事物组成的混乱”。（注：19世纪初期的大历史学家基佐强调，格外关注个别细节的历史考察，在价值甚至真实程 度上不如那种就“决定世世代代命运和特征的重大事态”所作的历史考察和大思考。见Fran cios Guizot,Historical Essays and Lectures,edited by Stanley Mellon（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p.7-8.）；[12]（p.5）从这个角 度可以说，宏大的眼界、想像和思考是第一位的，而原本意义上即狭义的研究（research）是 第二位的。总之，关于一个个具体史事的实在探究虽然是历史研究取得成功的一大前提，但 不能代替关于历史过程和状态的宏观思考。后者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各 局部之间的连贯性，意味着揭示历史事态的深层含义，甚至也意味着史述本身的简练明晰。 [13]（p.68）与此相关，那些一流历史学家（尤其在高度发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学术生涯“模 式”，揭示了历史学者一般应瞄准的学术发展道路。他们大都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些年里 ，接连 从事少数几项博士学位论文般的专题研究并予以发表。然后，他们便基本上不再写作此类原 来意义上的专著（monograph），转而从事以宏观思考和综合为根本的“大学问”，其成果主 要包括具有较独特的视角、恢宏的思想、甚至鲜明的个人文风的概论性史书和论文、随笔、 评论以及演讲，有些还在学识造诣炉火纯青之后写作非常优秀的教科书。简言之，这是一条 从微观探究起家、但超越微观探究而达到高水平宏观思考的升华性的学术道路。
    如上所述，宏观思考的根本特征在于广阔的眼界、总体性的想像和超越较狭隘时空的合理 联 想。因此，高水平的宏观思考可以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即以概念化（conceptuali zation）和概念规定（definition of concept）为基础、以事态内在机理之足够宏观、简洁和 抽象的表述即命题（proposition）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否则，高水平的宏观思考就不 会见于现代甚或当代以前的众多世纪，而事实上它们在那些世纪里远非罕见。但是，理论（ 特别是其概念和模式）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毕竟有优越的启示、“定焦”、梳理、总结 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研究得到的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所谓启示和 “定焦”，首先是指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论逻辑必定存在、但很容易被集中关注 具体和局部事态而不免视野较窄的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方面。换一个角度说，用理论来对照 ，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和阐释是否足够周全。[13]（pp.52-68）理论的启示和“定焦” 功能 还在于，它们可以提醒和教导历史学家去洞察、发现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 深层逻辑，而且使他们在这么做时一般便利得多、快捷得多。否则，他们不容易、甚至往往 少有可能拨开纷纭繁杂的表象来确定关键所在，并且不为大千世界乍一看来的流动不息和自 相矛盾所困惑。例如可以认为，国际体系理论的启示和“定焦”曾帮助历史学家抓住近四个 世纪里国际政治若干要素，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 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14]理论的甚至更重大的启示作用还在于，它们 有时可以提示历史学家从一整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启示作用是这方面特别重大的典范，而国际社会学说和与之有姻 亲关 系的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理论，或许有希望导致一种卓越的新型国际关系史（注：国际社会学说和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作分别为：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 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国际社会学说 已在从古到今国际社会的演变、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国际社会中的“革命国家”等方面有 其初步的独特成果。）。
    理论的梳理功能很容易理解：理论本身出自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反过来又通过其概念 、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来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 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功能，则在于使历史学家能够或 便于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出深层的机理，或者说“读出”历史的内在秘密。由此，历 史的本质涵意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多少是朴素的历史认识便升华为 对于历史哲理的深切领悟。最后，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功能来看，理论性的概念和 模式还大大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它们得以广泛传播和持久延续，从而产生重大 的实践影响。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约和凝固作用 ，那么史家通过故事般的具体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百姓、而且国务家 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修昔底德 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述中，非常明确地用利益、恐惧和名誉来概括国家间争斗的根本 缘由，这在17世纪经过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强调、演绎和系统论说（注：见《利维坦》第13章。霍布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位英译者。），几百年来不知影 响或塑造了多少国务家、政论家的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思想！亨利·基辛格在其历史论述 和理论性思考几乎平分秋色的成名作--《重建了的世界》中，塑造了“绝对安全”、“相 对安全”、“革命国家”、“国际合法性”等直至当今仍在被广泛使用的概念，[15]从而大 有助于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欧洲协调”的主要历史经验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在保罗·肯尼迪 那几乎空前流行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中，关于经济、技术发展之国际格局变动效应 的历史/理论模式，连同“不平衡成长”、“相对实力”、“过度伸展”、“中等列强”之 类概念和术语，对推广五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史的基本教益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