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化的基本种类和形式
    历史思索和论说的这种理论化可以有两大种类：（1）现成理论的连贯运用，（2）理论性的创 造式宏观思考。前者要么是用某一已有的理论或理论模式作为惟一或主要的框架，在其内有 机地认识、组织和展示具体的历史事实及其内在逻辑，要么是更高明地将某一现成的理论观 念当作更笼统、因而也更留有余地的范式和红线，在其指引下达到同样的目的。无论如何， 现成理论的连贯运用有其显著的俾益，即统一、明晰、简练、便捷，但同时也容易造成比较 片面、拘谨、甚或多少是牵强附会的弊端。当今最负盛名的美国外交史和战略史家约翰·刘 易 斯·加迪斯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漫长的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便是这方 面的一个范例（注：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 national System,”in idem,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Wa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15-245.该文明确地依据国际政治理论中 的结构现实主义学说，很好地体现了连贯运用现成理论的俾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其弊 端。）。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对历史学家的理论思想造诣和经验一般有更高 的要求。它以博采众长、有机揉合、恢宏潇洒和富含创新为理想特征，同时不失连贯、 明晰和深邃。经典名著《不牢靠的平衡》在这方面可称登峰造极。其作者、20世纪德国最重 要的 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路德维希·德约揉合海权对陆权、欧洲均势对海外优势、传统中等 列强对侧翼超级大国这三项地缘政治关系理念（后两项有赖于他的创造或决定性发展），异常 雄辩和发人深思地论说了四个世纪的现代欧洲国际权势斗争，[16]实际上为杰弗里·巴勒克 拉夫、保罗·肯尼迪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等名家的国际关系史理解奠定了相当大一部分基础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和加迪斯的战略史/战略理论名著《遏制战略》，[17]则提供了这 类思考的另两个杰出的范例。
    与理论化的上述两大种类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化的形式。有一类形式近些年来在 历史论述中不时可见，那就是理论棱角显山露水，概念模式晦涩生硬，“科学”模仿弊病丛 生。与此相对的是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形式，即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倚 重历史-哲学思考为特征的经典方法，而非迷信和滥用社会科学（注：对经典方法的经典界定和对过度依靠社会科学方法的经典批评，见Hedley Bull,“Inter 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V.18,No.3（Apr i l 1966），pp.361-377.）。对理论的本性做过长时 间艰苦思考的克劳塞维茨总结道：理论“导向密切地熟悉主题。就经验而言（在我们这里亦 即就 军事史而言），它导向彻底熟悉经验。它靠这一目标越近，就越是从科学的客观形式进 至技能（skill）的主观形态，越是在那些依照事理本身仅仅由才能（talent）而非其他来决定 的领域证明自己的有效。事实上，它将变成才能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于是，理论成了任 何想从书本里来学习战争的人的一个指南。它将照亮他的学习道路，便利他的进步，训 练他的判断能力，并且帮助他免入陷阱歧途。”[18]（p.6）理论应当争取“从科学的客观形 式进至技能的主观形态”，应当成为一种艺术或内在的“才能”。这真是至理名言。
    四重视和善于从事当代史研究
    在全球及其各大区域而非单个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当代史”从时间上说是个笼统和具有 相当大伸缩性的概念。其终端不说自明，那就是现在，但其始端却殊难斩钉截铁般地断定并 形成普遍的共识。例如当代国际关系史或可认为始于冷战结束和苏联瓦解，然而说它始于第 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甚或始于（如巴勒克拉夫所云）20世纪初年，也大有道理。不过，对这乍一 想来就笼统含糊的概念，可以下一个也笼统含糊的定义，即当代史是关于这么一个直至现 在的时代的历史：它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同我们现今所处世界的基本特征和性质大体相同，在 它延续期间发生的头等历史大事态仍直接地、非常有力地规定或影响我们现今的大环境和我 们社会现今的生存方式（注：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第一节就“当代 ”一语和当代史概念所做的讨论。）。然而无论如何，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别是经世致用，决定了 当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一定意义上说甚至首屈一指的意义。从历史研究提练出来的真实的 历史经验和教益，对于当前的实践是否适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取决于这些经验和教 益从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状态同当前条件和状态之间的差异大小。因而很明显，同关于 先前时代的研究相比，当代史研究得出的种种道理一般有更大的、往往甚至大得多的实践适 切 性和现实社会价值。尤其是人民大众，特别需要当代史，而且是既恢宏深刻、又贴切易懂的 当代史，因为他们的心灵关切、情感投向和思想兴趣非常合理地近乎完全集中于现今和较近 的未来。即使是就历史研究的另两项较为“超脱”的基本目的--智识兴趣和作为民族、文 明甚而全人类的人的自我认识而言，由于当代史的事态和内在机理更加贴近，因而对于今人 ，它们一般显得更生动、更丰富，并且往往由于其直接和间接的现实参与而能予以更深切 的领悟。
    同某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相反，当代史研究大有学问。这首先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学术难 度。它需要异常大量地研读文献，处理汗牛充栋的、庞杂的资料。在许多由于各种原因、尤 其 是现实的利害关系致使资料（特别是关键性资料）开放程度不高的论题领域，必须运用种种 办法努力发掘、搜寻之，其中有些办法是很艰辛、琐细的，需要经年累月的耐心的积累。它 还需要非常自觉地尽可能抑制研究者本人的情感和利益造成的历史考察扭曲效应，这在研究 者“身处其境”的当代史领域尤其不易做到。不仅如此，在当代史研究中还必须清楚地意识 到视距过近引起的视野过窄问题，更加注意通过树立大眼界、进行大思考来克服这一障碍。
    当代史研究所以大有学问，还因为它有着一种关于先前时代的研究比不上的、特殊的学术 可靠程度，那就是身处其境带来的认识优越性。身处其境甚至亲历其事，能够使当代史学家 对当代事态具备足够细腻、真切的感觉、体会和理解，以至有可能特别准确地把握事态的“ 精神”和内在“灵魂”，而这是一般仅靠客观地研读往昔时代文献的历史学家很难做到的 。同理，当代人在解读当代史研究经常的主要依据--公开文献方面，具有明确的优势，以 此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档案文献开放不足带来的缺憾。由于这些优越性，缺乏档案文献 但仍写出当代史杰作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国际关系史领域中，例如威廉·麦克尼尔的《美国 、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邹谠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美国在 中国的失败（1941-1949）》、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英几代苏联学泰斗撰写的一些苏联对外政 策史力作等等（注：麦克尼尔和邹谠的这两部书已有中译本。此处所说的苏联对外政策史力作的一个典范， 可见Zbigniew K.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Mass.:Ha r 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都相当成功地克服了缺乏档案史料这一障碍，提供了至今仍不失基本准确 性的当代史图景。当然，缺少档案史料就做不出很细致、很确凿的历史研究作品，而且有时 搞不清楚、甚至不知道一些至关紧要的历史详情。然而，那些需要档案文献才能显示的细节 多半并非必不可少，或者借用前面已在一个注释中援引过的基佐的观点来说，格外关注细节 的历史考察，在价值甚至真实程度上不如那种就“决定世世代代命运和特征的重大事态”所 作的考察和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