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郡之行政区划的建置最初是起源于边地。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二”曰：“郡之称盖始于秦、晋，以所得戎翟地远，使人守之，为戎翟民君长，故名曰郡。如所云阴地之命大夫，盖即郡守之谓也。赵简子之誓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郡远而县近，县成聚富庶而郡陋荒，故以美恶异等，而非郡与县相统属也。”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八章“政体”引是语后继云：“则郡率有战备。姚氏谓为边远之地是也。盖统一之途，不外吞并人国，开拓荒地二者。县之设，由吞并人国者多。郡之设，则由开拓荒地者多也。”[1]（P431）
    战国末期，随着匈奴等游牧族势力的逐渐崛起，与匈奴等游牧族接壤的秦、赵、燕三国，除了均相继修筑长城以保证其北境的安全外，对于北部边郡的建设均倾注极大的关注。
    早在赵国势力强盛时期，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赵国所修的长城，西起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沿北河北岸，傍阴山北麓，向东直至代地（今河北蔚县）。云中郡位于北河地区，以东次第为雁门郡与代郡。云中等三郡建置的必要性，正如赵武灵王所说：“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云中、雁门、代郡三边郡的建置正是赵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一个具体步骤。赵国北境三郡依托长城为屏障，有效地保障了赵国北境的安全。直至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在位）时，云中郡虽然已为秦国所占，但赵将李牧“常居雁门、代郡备匈奴”，曾依托长城大破匈奴，“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注：《史记·赵世家》。《集解》徐广曰：“在朔方。”《正义》曰：“《地理志》云朔方临戎县北有连山，险于长城，其山中断，两阙俱峻，土俗名为高阙也。”）。
    在赵国采取筑长城、置云中等边郡的措施后，燕国也实施了类似的政策。《史记·匈奴列传》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由于秦开事迹史书记载甚少，燕国筑城置郡的具体时间不详。据张维华先生推测：“秦开归燕伐胡之事，如不在燕孝王之时，即在燕王喜即位之初年……则燕在其侵地置郡县，建长城，亦当自此开其始，以时间论之，乃为战国时最晚出现之一条长城。”[2]（P124）
    秦人自从定都咸阳之后，问鼎中原的形势已经形成，“翦除六国，混一华夏”，是秦人的总体战略目标，如商鞅对秦孝王所云：“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3]（《商鞅列传》）但对来自其北境游牧民族的威胁，秦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防范的意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军事制度，势力一度强盛之后，更是引起了秦人对其北境安全的关注。特别是赵国所筑长城将整个北河地区囊括其中，而秦都咸阳位于北河正南方向，对于可能来自北境的游牧民族及赵国威胁的反应更为敏感。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秦国占据魏国上郡，将秦国北境推进至北河地区，表明对北河地区防御的重视。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秦国是时所筑“拒胡”的长城，北起今内蒙古托克托，西至今甘肃岷县，贯穿秦国北境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对于秦政治重心所在地内史是一有效的屏障。但从秦长城由西而北的走向看，仅其长城北端深入北河地区，其中段与西段距北河地区则较为遥远，从中可以表明是时活动于北河地区的游牧民族，尚不足以对秦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况且秦昭王在消弭了位于秦国腹地的义渠的威胁之后，采纳谋士范雎“远交近攻”之策，加速了兼并山东六国的战争进程，兵锋东指，对防范位于其北境的游牧民族，自然要放于一个较为次要的地位。
    从战国中后期秦、赵、燕三国北境防御体系看，在修筑长城的同时，边郡建置也被置于重要的地位。赵国云中、雁门、代郡三边郡与燕国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边郡均是在构筑长城时设置的，非常明确地体现出其“拒胡”的军事目的。
    秦国陇西、北地、上郡等边郡虽不像赵、燕一样是在筑城同时而建置的，但同样也显现出所谓“拒胡”的宗旨。虽然在与北部边境相邻的秦、赵、燕三国均相继建置边郡以“拒胡”，但直至战国后期，在匈奴尚无实力一统北境，诸胡并存的状态下，匈奴等游牧族实际上并没有对与其相邻的秦、赵、燕三国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对燕、赵诸国而言，秦国兼并战争的威胁则远远大于来自北境诸胡的侵扰。见诸史料也是如此。除了赵国李牧与燕国秦开与匈奴等诸胡部有过一定规模的军事冲突外，赵、燕等国更多考虑的是对秦国的防范。
    秦、赵、燕三国边郡之设置，正体现出置于“边远之地”而“率有战备”的特点。首先，三国诸边郡均建于所新得的所谓“戎翟”边地，地陋土荒，远离各国富庶的中心地区。其次，是时边郡的建置主要着眼军事功能，即“则郡率有战备”，而其本应具备的理民的行政功能基本上可忽略不计。再次，虽然郡守之职出现较早，但由于三国边郡主要是为“拒胡”而置，因此史料中所见守边郡的主要是统兵的将领，而鲜见有郡守者（注：马非百《秦集史》“郡守表”计秦边郡上郡守有庙、疾、寿等5人，陇西郡守有李崇一人。上郡守庙等5人仅名字见于铭文，事迹阙载，李崇事迹则见于后人追记。其实非独边郡，其他郡县守、令也鲜见记载。马先生认为，秦县令历史不下150年，守郡历史不下100年，“计当得郡守至少数百人，县令至少数千人”，而史传秦代守令有姓名者甚少，“此其原因，固由于秦代吏治之不尽循良有以致之，而以国命短促之故，致一切事实，均不为后人所注意，以故堙灭”（中华书局，1982年，第906页）。赵、燕边郡守的情况恐怕也大体如此。除马先生所述原因外，具体边郡而言，似与边郡主要所担负“拒胡”的军事任务相关。）。秦、赵、燕三国北边郡建置所具有明显的“拒胡”的军事特点，在以后展开的汉匈战争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3]（《秦始皇本纪》），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虽然关于秦郡建置的数目、时间有所争议，但就北边郡而言，基本上沿袭了原秦、赵、燕三国的边郡建置，加之此前夺取魏国的上郡，至秦统一之时，北边郡从西而东次第为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1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内史蒙恬率30万秦军攻逐匈奴，修筑长城，于新夺河南地上再置九原郡，形成了秦北边郡共12郡的格局，也为汉代北边郡的建置奠定了基础。
    二
    从秦始皇遣蒙恬率军攻逐匈奴、筑城置郡和蒙恬本人驻守上郡、监视匈奴等措施看，显然是战国时期由诸国国君派遣重要军事将领统领重兵驻守边郡、监控北境模式的延续。这种单纯以重兵驻防北边郡的模式，固然能对匈奴保持强大的威慑力量；但在广袤而寒苦的边郡地区驻守重兵，对于内郡的经济压力之巨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汉初在“过秦”时尚的鼓荡下，秦始皇遣蒙恬率大军攻逐匈奴、筑城守边的举措备受抨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耗人力物力之巨，远远超出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致使本来就骚动不安的秦廷统治更加动荡。例如，汉初贾谊在著名的《过秦论》中曰：“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天下已定，始皇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武帝时主父偃上书言政事，亦曰：“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关于汉人对秦对匈奴政策之批判，请参见拙作《秦人与匈奴关系考察--以汉人“过秦”言论为中心》，载《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均是典型的代表言论。
    实际上，秦廷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单纯依靠重兵防范北边郡的弊端所在，而是对于北边郡的建设予以相当的关注。除继续沿袭北边原有的12郡建置外，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蒙恬夺取河南地后，“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3]（《秦始皇本纪》），随之设置九原郡，辖领新置的34个“初县”（注：《史记·匈奴列传》作“四十四县”。至于这些新置“初县”，是否属新置九原郡辖领，诸史家亦有不同说法。本文采纳马非百先生属九原郡之说（参见《秦集史》下册，《郡县志上》，第586-588页）。）。虽然这些不足以表明秦廷有改变单纯依靠重兵驻防边郡的倾向，但“徙谪实之初县”，其中应有通过“徙谪”增加边民数量，以强化北边郡防卫实力的现实考虑在内。然而，秦廷以虎狼之策驭民，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正如晁错所云：“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4]（《晁错传》）
    秦始皇去世后，二世胡亥夺位，蒙恬被迫自杀，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杀父自立，不仅趁中原地区兵连祸结之机重夺河南地，而且势力更为强盛，所控制的区域也比秦时更为扩大，《史记·匈奴列传》称冒顿“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对中原地区形成攻势。特别是冒顿单于将匈奴分为三部，自领单于庭，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官职，“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4]《匈奴传》）。冒顿单于这一部署无疑具有政治远见，单于庭居中隔离匈奴左右两部，既避免了匈奴左右两部因为“份地”相近可能产生冲突与矛盾，又可以集中匈奴全部力量对自东而西的北部边郡形成巨大的压力（注：从秦末冒顿单于创立匈奴三部制度起，至西汉宣帝五凤（前57-前54年）时匈奴五单于争立止，期间近150余年，匈奴始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部争斗事件，说明冒顿单于创立匈奴分为三部的制度，对于稳定匈奴形势还是有效的。）。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后称帝，面对久经兵燹残破的中原，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恢复社会经济，翦除异姓诸侯王，强化中央集权等棘手问题，而匈奴的侵扰，是时无法对初都位于中原腹地洛阳的汉廷构成太大的威胁。然而，当刘邦迁都长安后，这一问题自然就立即凸现出来。特别是“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这一现实威胁，刘邦不能不有所考虑。
    但在天下粗定、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整齐在匈奴侵扰下已混乱不堪的北部边郡，毕竟是汉初朝廷力不能逮之事。因此，刘邦最初将防范匈奴的希望寄托于随同自己起兵的亲信将领卢绾诸人的身上。当时与匈奴毗邻的整个北边郡，除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关中地区外，其余北边郡几乎均成为诸侯王的势力范围。东北部燕国，初封臧茶，旋因谋反被灭，复以刘邦的同乡密友卢绾为王，可见刘邦对其十分器重，委以防范匈奴的重任；中部代郡，高祖六年（前201年）初，封同父异母兄刘喜为代王；少子刘如意为赵王，因其年少，遂以随从自己入关灭秦的心腹将领陈豨为赵相国，将兵监视赵、代领边郡，其防范匈奴的用意也十分明确；至于代国以西的地区，由于直接面对匈奴冒顿单于的驻区，防御的任务尤为艰巨，加之诸子年幼，刘邦不能不借助异姓诸侯王的力量。韩王信初封中原腹地颍川，为人“壮武”，刘邦放心不下，于是在六年春将韩王信徙封太原，其中既有预防韩王信在中原作乱的意图，又有让他担负起抗御匈奴责任的期望。这样的部署，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现实可行的。然而，随着韩王信、陈豨、卢绾等人在刘邦的猜疑之中相继反叛，甚至与匈奴联兵侵扰边郡，而代王刘喜又在匈奴的攻击下弃国而逃，再加之活动于河南地匈奴白羊王诸部，整个北边郡的局势甚至比战国末年秦、赵、燕分兵驻守的形势还要混乱。
    到了文帝初年，匈奴驱逐月氏，完全占据河西地区，与河南地遥相呼应，对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的威胁更甚。当时从河西至辽东，漫长的北边郡烽火连绵、胡茄互动，几乎岁无宁日，曾与匈奴缔结的和亲约定不啻一纸空文，没有多少约束力。然而，是时的汉廷奉行的是“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匈奴而言则是以金帛女子换取安宁的“和亲”之策，再因之社会普遍反感秦攻逐匈奴“暴政”的心态，汉廷无意也无力对匈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攻击行动，加之汉初单纯依靠诸侯王防御匈奴政策的失败，关注北边郡的建设，强化北边郡的防卫能力，委任由朝廷直接任命的边郡守尉以防范匈奴的要务，就成为高祖刘邦之后汉廷防御匈奴的一个基本策略；同时也标志着自战国后期、秦及西汉前期形成的，或由诸国国君直接委派军事将领驻边，或企图依靠诸侯王之势力守护北边郡格局的改变，北边郡守、尉作为朝廷防御匈奴侵扰的一支主要力量出现于北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