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郡守、尉的职守，《汉书·百官公卿表》谓：“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具体而言，“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及“都尉将兵，副佐太守”的说法（注：《汉官解诂》。《北堂书钞》“设官部”、《太平御览》“职官部”所引文字与此略异。），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北边郡由于其特殊的外部环境，朝廷对其守、尉职守的要求与内郡实际是有差别的。
    作为抗御匈奴第一道防线的北边郡，“专郡”的郡守与“副佐太守”的都尉，常常面对的是胡茄互动、烽烟屡起的复杂局面，在与匈奴的冲突中，被杀者不在少数。《汉书·文帝纪》载：“十四年（前166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孙）昂。”《景帝纪》载：“（后元二年，前142年）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武帝纪》载：“（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元朔三年）夏，匈奴入代，杀太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太初三年，前102年）秋，匈奴……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正由于汉匈这种激烈的对抗局面，朝廷对于北边郡守、尉的选拔任用是特别认真的。武帝元光年间，曾朝议是否出兵击匈奴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以“勿击为便”，理由即是一旦与匈奴开启战端，将“使边郡久废耕织，以支胡之常事”[4]（《韩安目传》）。韩安国所虑并非没有道理，但就是时与匈奴相峙的态势而论，即便不出兵匈奴，北边郡也难免是以“支胡为常事”，“久废耕织”。因此，出任北边郡守、尉者，多是一些通晓军事战阵、治绩剧烈者；而以“仁爱教化”、“躬劝耕农”见称者却鲜有居治北边郡者。绎之史籍，亦是如此。名列《汉书·酷吏传》之首，号称“苍鹰”的郅都，以“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之侧目著称。景帝时，郅都出任雁门太守，“匈奴素闻郅都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据有的学者统计，在西汉王朝，军功是朝廷选拔边吏的主要途径之一，“因而具有超众的军事指挥才能而出任边吏者，史书记载甚多”[5]（P114）。
    与“酷吏”对照的，则是所谓的“循吏”。《汉书·循吏传》所载的6位循吏中，均有任职于郡的经历。蜀郡守文翁以“仁爱好教化”见称；胶东相王成以“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增秩；颍川太守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赐爵见征；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渤海太守龚遂以“缓治”“盗贼”，“劝民务农桑”而征任“官职位亲近”的水衡都尉；南阳太守召信臣以“躬劝耕农”、“均水约束”而“数增秩赐金”。上举6位西汉著名的循吏，除蜀郡“地辟陋有蛮夷风”、属西南边郡外，其余所治均是内郡地区，西汉一代未见有治北边郡而名列“循吏”者，可见绝非偶然（注：东汉一代，由于匈奴与汉之关系早已缓和，北边郡太守治郡形势与西汉时期迥然有别，故《后汉书·循吏列传》所收卫飒等12位“循吏”中，录有北边郡武威太守任延、张掖太守第五访之事迹，是与西汉时期不同之外。）。
    对于北边郡守尉的某些过失，朝廷也常常持以宽容的态度。例如文帝初年，云中太守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因孟舒旧友田叔赞其为“长者”，文帝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余年矣，虏常一入，孟舒不能坚守，无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而田叔以“匈奴冒顿新服北夷，为边寇，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驱之哉”为之辩解。于是文帝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4]（《田叔传》）。再如文帝十四年，因匈奴大举入扰关中，文帝感叹时无廉颇、李牧为之守边也，冯唐却指责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于是文帝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为云中守[4]（《冯唐传》）。
    景帝、武帝年间的名将李广，首任上谷太守，其后次第任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右北平太守，前后历任北边七郡太守，凭借着“天下无双”的“才气”及与匈奴大小数十战的威名，为右北平太守时，“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武帝时，因罪赎为庶人的李广复为右北平太守，因霸陵尉曾无意得罪，李广“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由于是时右北平形势紧张，武帝急于李广至郡，故赦其擅杀之罪，令李广“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注：《汉书·李广传》。“白檀”，县名也，属右北平。“盛秋”，颜注：“盛秋马肥，恐虏为寇，故令折冲难也。”与李广齐名的名将程不识，亦有以“边太守将屯”的经历，由于史书失载，不知程不识曾任何边郡太守。）。
    孟舒守郡失职，“无故”折损士卒；魏尚上功多报“首虏”，有冒功之嫌；但二人免官罚作，固然是“法太明”、“罚太重”，但于法并非完全无据，文帝从谏而复二人官职，反映出由于北边郡的特殊形势，对待守、尉的态度则更为宽容。至于李广趁莅郡时报复杀人，武帝虽然由于右北平的严峻形势而赦罪，但似于武帝心中也投下了阴影。元狩年间李广从大将军卫青出征，武帝密令卫青，“以为李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其中自有防范李广恃功骄纵的意图于内。
    虽然朝廷择选北边郡守、尉多名将、“酷吏”，又常常宽宥其过，但在西汉初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祖刘邦平城之败对朝野影响甚大，懦弱避战，一时蔚成风气。最为典型的一例则在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亲率大军入塞侵掠，京城长安为之震动。文帝调动10万车骑戒备长安，又大发车骑往击匈奴。匈奴在塞内杀掠月余后自行退出，而汉军始终未敢与之交战，“驱出塞即止，不能有所杀伤”。文帝为此忧心忡忡，拊髀长叹，深恨没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名将为他戍守边塞，分担忧患。《汉书·晁错传》载晁错语：“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陇西属西北六郡之一，因“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百姓风俗质朴，素以悍勇善战而著称。汉兴以来，“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为官，名将多出焉”[4]（《地理志下》），但在连败于匈奴之后民气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地区。
    为激励与匈奴抗衡之民气，针对北境的自然条件恶劣、地旷人稀的特点，晁错建议文帝以赐爵、复家、免罪等方式招募百姓充实边塞，使百姓“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也”[4]（《晁错传》）。《汉书·匈奴传》称：“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对这一社会心态变化的描绘是相当的准确。与“文帝中年，赫然发愤”的时尚变化相对应，朝廷对北边郡守、尉也采取了激励之策。文帝十四年三月，孙单因“父昂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战死事”而封为瓶侯（注：9）。孙单是西汉年间首位因匈奴事而封侯者，其父又是见诸典籍与匈奴作战而死的首位郡级官吏，这似乎并不能以巧合而解释，其中必然反映出朝廷以此激励北边郡守、尉勤劳王事、护郡守边的意图在内。至于与匈奴作战畏懦者，则给予严厉的处罚，《汉书·武帝纪》载：“（天汉三年，前98年）秋，匈奴入雁门，太守坐畏懦弃市。”设赏于前，置罚于后，对于北边郡守、尉的激励警戒目的可谓十分明确。武帝年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许多曾任或现任职北边郡者参与其中，因功封侯者有平陵侯苏建（代郡太守）、丕离侯路博德（右北平太守）、义阳侯卫山（北地都尉）等。
    随着汉匈战争的不断推进，汉代北边郡的建设也逐渐展开，武帝年间展开的河南、河西两大战役尤为重要。元朔二年（前127年），汉夺取河南地后，于秦九原郡故地置朔方、五原二郡，使京畿地区的安全得到了可靠的保障。随后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展开的河西战役后，汉夺取河西走廊，于其地陆续设置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至此，汉代北边郡基本建置完毕，加之边塞烽燧亭障等防御工事的修筑，形成更为完备的北边郡整体防御体系。劳干先生依据出土的汉简，勾勒出北边郡兵制体系：太守→都尉→候官→鄣尉→候长→燧长[6]。北边郡构成这样严密的防御工事与兵制体系，对于防御匈奴的侵扰起了重要的作用。至昭帝年间，《汉书·匈奴传上》称：“是时，汉边郡隧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匈关系再次开始向缓和的态势发展，其中自然包含着众多北边郡守、尉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原文参考文献：
    [1]吕思勉。中国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2]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劳干。释汉代之亭障与烽隧[J].中研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