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民在《阴山学刊》2005年第2期刊发文章《从中华文明看“史德”论的价值》谈到：“史德”论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史德”论是历代史家共同努力，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在大力倡导治史，弘扬中华文明的今天，把章学诚“史德”论当作中华文明的成果之一进行分析总结，做出正确的评价，并继承发扬其主体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郑先兴在《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发表文章《社会学与章节体：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理论的构建之一》指出：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历史并在叙述上采用“史论体”，用因果分析法探讨“历史之性质”与“历史之精神”并在叙述上采用章节体；倡导科学的质疑法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使用社会学理论和“章节体”，这可以说是现代史学诞生的主要标志。
    徐兆仁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5期刊登文章《历史学学科性质问题论略》认为：对于历史学学科性质问题的认识，中外学者观点各异。这些看法最终划分为两类，即历史学学科属性的科学说与非科学说。自唯物史观创立以来，历史学的研究就开始在科学的轨道上不断进步，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革命的、批判的、发展的，同时也不能误解和歪曲这个理论。加大对唯物史观研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正是对历史学学科性质“非科学说”的有力回应。
    张绪山、赵淑玉在《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科学思维方式与历史研究的“假设”方法》说：“假设”是科学思维常用的手段之一，隶属科学范畴的“历史科学”自然可以使用之。每一历史事实作为过去的存在虽是唯一的客观的，但在其生成前并非仅有一种可能性，因此“假设”没有转化为事实的可能性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历史研究中有条件的“假设”并不是“虚构”历史。历史学除了求真功能之外，还有借鉴作用，从这个角度进行“假设”也有其意义。
    过常宝在《学术界》2005年第3期刊发文章《论中国古代史职的产生及其文化意义》认为：甲骨文字的出现是由巫而史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前提。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祭祀过程和保存卜辞文献，见证祭祀过程，并渐渐进入祭祀的核心。史官最初的意义，首先是依据历史合理性和把握历史的技术，以保证巫觋的职业化，其次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阐释而进入现实阐释，从而获得一种世俗的话语权力。
    向燕南、尹静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发表文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谈到：陶希圣对史学最大的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这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也是适应时代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李育华在《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撰文《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施政体系》指出：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作为整饬吏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萌芽于三代，形成与秦汉之际，隋唐后日臻成熟与完善。总括起来，此间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备的监察体制，制定了相当完善的监察法规体系，规定了保证监察官以法行使监察权的制度和措施，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施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