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妨碍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与研讨。学术的发展，一个重要条件是专家学者之间的相互切磋和讨论。一个新的学术成果的出现，能够为广大同行专家所关注和分享；一个新的学术问题的提出，能够得到广大同行专家的热烈反响和辨难，这样的学术环境，才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可是由于学科的分割，不少史学工作者只专注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学术领地，就使得学者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这些年，书出得不少，文章发得很多，但读者面很小，始终只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史学新著，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广泛反响，更没有看到围绕哪一个学术问题，开展了热烈、认真的“百家争鸣”。
    四是减弱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学科分割使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似乎史学著作只是写给史学界内部少数同行专家看的。不错，史学论著是史学工作者经过潜心研究而作出的最新学术贡献，理应首先提供给史学界并经受同行专家的评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局限在这一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学作为“经世致用”的一门学问，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还必须走出史学界，面向其它学科，面向全社会，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发挥自己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谈到“中国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问题，“治史”，当然首先是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而“学史”、“用史”则是与全社会都有密切关系的事。史学工作者要在全社会“学史”、“用史”中起骨干作用，抱住一个狭窄的研究领域是不行的。要以更加广阔的眼光，适应社会的需要，从选题、视角、内容到成果表现形式，冲破长期形成的固定程式，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五是不利于历史学的学术创新。同任何学术一样，创新也是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学术从本质上讲就是对未知的不断探索，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如果我们的史学只知道复述前人的老话，陈陈相因，了无新意，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史学也就丧失了生命力，甚至失去了自己存在的资格和价值。当然，要真正实现史学的创新，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各个方面的艰苦的努力。学科的分割，隔断了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失去了借鉴其它学科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机会。学术的封闭，容易产生思维的僵化，这样，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的研究视角的提出，新的研究切入点的选定，新的分析方法的运用，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三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学科交叉
    克服学科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历史学内部以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
    首先是要转变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过程曲折复杂。由于有着优良的治史传统，历史典籍汗牛充栋，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这样一种客观情况，使中国历史学形成了一种凡事都要穷追深究、寻根抉微、探本溯源、言必有据的良好学风和传统。这样好的学风和传统无疑是应该坚持和发扬的。在这种学风下，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之不免难以顾及自己主要研究方向以外的其它问题，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事情就会走向反面。过分强调深入钻研而形成学科分割，其实这并不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传统。司马迁自己说，他撰写《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也自称作《资治通鉴》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你看他们的眼光是何等的宽阔，胸襟是何等的博大。近代以来，出现了一批史学大家，他们关注的学术领域各不相同，作出的学术贡献也各有千秋，但他们作为史学大师，则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都融合古今，兼通中外。像我们这样的人，自然是难以学到他们那样的境地，但作为一种方向，无论如何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他们身上，也充分说明了正确处理好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跳出狭窄的学科限制，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是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的学术大环境。对重大学术问题，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热烈而健康的争鸣和辩论，有利于引起学术界的共同关心，有利于学术的交流，有利于打破学科分割的状况。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上个世纪的50年代，当党和毛泽东同志刚刚提出“双百方针”，尚未受到政治上“左”的干扰的时候，史学界曾经围绕几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过热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广泛吸引了史学界各方面专家的注意，史学界以外的一些学科专家也不乏有人参加，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问题的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各学科关心共同问题的积极性，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可惜在“左”的干扰下，这种令人欣喜的局面没有能持续下去，而现在有条件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
    第三是选择重大课题，组织跨学科的协作与联合攻关，多组织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有些问题的研究，仅靠历史学的某个二级学科是难以完成的，就需要组织跨学科的协作与联合攻关。在共同的联合科研活动中，不同学科的专家可以各展所长，相互启发，相互学习，从中实现新的学术创造。近来，我参加过几次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等方面的同志在一起开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普遍反映良好，认为了解了许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学术讯息，听到了许多过去未曾深思的问题，真是耳目一新，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路，希望这样的会以后多多举行。
    第四是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改变“博士不博”的状况。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越来越成为输入史学队伍新鲜血液的主要来源。近些年来，在他们中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学术带头人。但是，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有些同志担心的所谓“博士不博”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这主要是指博士生的知识面过窄，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的素养和研究方法的训练，入学以后，往往一头扎进博士论文的写作，而博士论文的题目又常常不过是硕士论文题目的延续和扩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对某一点有较深的研究，却很难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全面人才。为了进一步改善史学队伍的建设，在这方面需要经过认真探索，进行大胆的改革。
    最后，要提倡切切实实地腾出一点精力，学习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吸取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且与本身的史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在一些课题申报材料或学术成果的自我介绍中，往往读到有些人自己说“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有的甚至一口气写了八九种之多，似乎是十分注意学科的交叉与渗透的了。但仔细看下去，则能够发现，这些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贴一个标签，打一个幌子。对自己所提到的相关学科的基本常识尚付阙如，怎么谈得上应用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我认为，真要“应用”，真要“借鉴”，首先得腾出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最好是系统地看几本书，或听一两门课。待到弄清楚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之后，再融会贯通，得其要领，并将这些知识同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积极的有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