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晚清历史影响深远的百日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模仿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光绪皇帝，他们都希望借助日本明治经验，采用西法，对传统的封建体制进行改革。在百日维新进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只可惜主观、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使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昙花一现，以悲剧而告结束。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发生之后，康有为即一再吁请光绪皇帝采取联合英日的外交政策。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2日）御史杨深秀上《请联英日，以制德氛而坚俄助折》，十天以后御史王鹏运再递《胶州不可借德，宜密联英日以图抵制折》，光绪二十四年春御史陈其璋又递《外善邦交，内修边备折》，亦主联英日。这些言官们所提出的请联合英国、日本，背后都是康有为在起决定的作用。（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18页。）
    后来，俄国出兵侵占了旅顺、大连湾，其狰狞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康有为和他的学生麦孟华等再次递折，吁请联英日。康氏之《俄胁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折》，集中反映了康有为联合英日的要求。
    对于维新派的这些接连不断的要求，光绪皇帝始终没有明确地表示他自己的态度。那么，光绪皇帝的态度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有各种推测，但是，始终没有确实可信的资料来说明光绪皇帝在变法中所采取的外交政策。
    近期，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写给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的一份编号为机密第94号的报告，它以确凿可信的事实说明，光绪皇帝直至戊戌七月，才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告诉驻京日使林权助，他决定实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政策。该报告揭示，军机大臣王文韶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奉光绪皇帝亲笔谕旨，到日本驻京公使馆联络，表示要与日亲交的具体过程。
    一、借鉴日本经验是康有为变法方案的核心内容
    光绪皇帝之所以在变法中要亲近日本，是与康有为自戊戌正月以来反复强调日本变法经验有直接关系。而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则是康有为的一贯思想。
    戊戌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署询问变法事宜。次日，皇帝“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0页。）
    于是，康有为正月初八日递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其目的在于统筹变法全局，系统提出他自己的改革构想。康氏此折之核心内容，即是借明治维新经验以推行新政。康有为认为，日本离中国最近，政俗又与中国相同，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康有为还告诉光绪皇帝说：
    职译纂累年，成《日本政变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大彼得政变记》，顷方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馀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枢译各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熠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8页。）
    康有为在这次上书中还把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纳为三件大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曰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
    康有为指出：以上三条乃是“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总之，康氏用意十分清楚：中国要想变法成功，必须走明治维新之路。
    为了进一步阐述明治维新之经验，推行中国的改革事业，康有为还做了两件事：
    头一件事是向朝廷进呈变法新书。康有为把他用多年心血写成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于戊戌年春夏两次向清廷进呈。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今保存的是戊戌五月第二次进呈本，上下两函，凡十三卷。康有为于书前题记中称：“是书经于二月恭进，顷奉旨宣取，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