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遵宪、李鸿章的任免是光绪帝联日的重要步骤
    在繁忙的百日维新中，如何处理同日本的关系，是光绪皇帝经常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皇帝内心的思考，在清宫档案中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依据，然而，在新法推行过程中，清廷的人事任免仍有十分清楚的踪迹可寻。
    首先是黄遵宪的任命。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光绪三年随同何如璋出使日本，充使馆参赞，耳闻目睹明治新政，羡慕向往。曾为何如璋撰写《朝鲜国策》，此书被修信使带回朝鲜之后，影响深远。黄遵宪还力主中国变从西法。其所著《日本国志》介绍日本明治维新采用西法尤其详备，成为中国国内最早了解日本国情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后来黄遵宪又奔走京师及上海参与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黄氏自担任湖南按察使后，又延梁启超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大造变法舆论。黄遵宪深通外情，力主变法，给光绪皇帝留下深刻印象。
    戊戌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朝廷荐举新政人才，称颂黄遵宪“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资其（易文）历，必能不负主知，有补大局。”（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99页。）书上，光绪帝即命“送部引见”，六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黄氏“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
    光绪皇帝对黄遵宪的任命，绝非一般驻外公使之任命。一般任命驻外公使的上谕，均由军机大臣票拟，而黄遵宪之任命，却出自光绪皇帝的亲笔（石朱）谕，它意味着光绪皇帝对黄遵宪寄以厚望，希望他出使日本，能够密切清廷与日本天皇联系，成功吸取维新经验，给中日关系带来崭新的局面。
    其次是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
    李鸿章乃慈禧之亲信，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与光绪帝关系不洽。尤其是李氏签订《中俄密约》后，曾声称可保20年相安无事，然而，曾几何时，俄国却趁机侵占旅顺大连湾。其中，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是朝廷中亲俄派的代表人物，已是朝野共知的事实。戊戌七月二十二日（1898年9月7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谕旨，免去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这在当时曾经在京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俄国对光绪皇帝的决定感到震惊，随即提出抗议。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李鸿章被免除总理衙门职务不久，日本驻俄公使于明治31年9月14日在发给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电报中称：
    李鸿章此次被清国皇帝免黜总理衙门大臣职务，系因人弹劾，其内阁大学士职务仍然保留。北京林公使已确闻，驻清国俄国公使对李鸿章遭贬黜，甚感遗憾。认为是对俄国政界的一大打击。（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第490987页。）
    当时，留心时政，同情变法的《国闻报》曾对李氏罢官之原因进行详尽探讨。认为，李中堂离开总署，中外议论不一，各执一说，传闻异词。该报把李鸿章离开总署的原因归结为以下数端：
    其一，谓李傅相出署，系恭忠亲王定策。向来总署各堂与外人交接，均在衙门，无私宅延见外人者。傅相在北洋年久，且曾奉命游历欧美，凡西人之来，多有至私宅拜谒者，事为京朝士大夫所罕见，忠亲王恐有泄漏机要，故预定此策，以正人臣无外交之义。此一说也。
    其二，李鸿章在比利时承借芦汉铁路款项中，暗藏俄款，英人抗议，认为“大臣言国之大事，不应如此欺人”。
    其三，指责李氏实行联俄政策误国。略谓：中国士大夫惩于去年胶州、旅顺之事，均大悟往者联俄之非计，而思结好英、日，以为互相抵制之法。适日前相伊藤游历来华，欲借此结纳之，恐李傅相坚守联俄之说，或致阻挠大计，此又一说也。（注：《戊戌变法》第3册，第406页。）
    总之，对李鸿章被罢免的原因，在社会上有多种猜测。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中国朝野对光绪皇帝所要实行的联合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光绪帝把李鸿章撵出总理衙门，很明显是要把亲俄派赶走，搬去联合日本的一块绊脚石，从而为他的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外交政策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