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不难推断，该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曾两度向清廷进呈，一部书籍在短短的数月中，竟需要两次呈递，足见康有为与光绪帝对它的重视。
    康有为在首次进呈《日本变政考》时，还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一件奏折，此折原称为《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考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呈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在这件奏折中，康有为着重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变法理论，即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借鉴明治维新的经验。
    康氏指出，中国之所以要采用明治维新经验，首先是因为当前的形势非常危迫，“分割已至，亡国在即”，只有像明治天皇那样，讲求新法，刮垢除弊，方能够“扶危定倾，转危为安”。其次，康有为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文字政俗相同。他说：
    惟泰西国数极多，情势各异，文字政俗，与我迥殊，虽欲采法之，译书既难，事势不合，且其富强精巧，皆逾我百倍，骤欲致之，下手实难。惟日本文字政俗皆与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则亦步亦趋，继则出新振奇，一切新法，维妙维肖，……吾地大人众，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鉴变法，三年之内，治具毕张，十年之内，治化大成矣。（注：孔祥吉编著《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第58页。）
    一句话，康有为认为采用日本经验，乃是向西方学习的捷径。因此，他恳求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凡日本行之而错谬者，中国不复践之；凡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国但取而誊写之。这样，“取而鉴之，举而行之，按迹临摹，使成图样”，一转移间，便可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
    由于康有为戊戌春季所进的奏折和《日本变政考》等新书，都被军机大臣送到了颐和园，恭请太后慈览，（注：《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日记曰：命将康折并书及前两次折并《俄彼得变政记》皆呈大后慈览。）等到四月二十三日百日维新的帷幕拉开之后，光绪皇帝要看此书，自己手头已经没有。于是，光绪皇帝要康有为再次誊写进呈。
    第二件事是当面向皇帝提出学习日本以变法维新的建议。康氏利用颐和园难得的召对机会，再次重申中国变法应采取明治维新经验“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康氏还进一步告诉光绪皇帝称：
    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上曰：然，汝条理甚详。（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康有为不断重复的劝说，给皇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颐和园召对之后不久，康有为正要写谢恩折，光绪皇帝又亲自派军机大臣廖寿恒来登门拜访康氏，并传达皇帝旨意，要康有为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等书，“立即抄写进呈”。（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48页。）
    于是，康有为向自己所属的总理衙门告假，称“昼夜编书，不能赴署当差。”可见，颐和园之召对以后，康有为以全部精力，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明治维新经验，编写新书。
    《日本变政考》部帙浩繁，规模宏大。康有为自戊戌五月上旬即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编写此书。他于自编年谱中宣称，皇上已经被打动。康氏云：
    每日本一新政，皆借发一义于案语中。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兼胲详尽，网罗宏大，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阅之甚喜。自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满汉、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来，于是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50页。）
    康有为写罢一卷，即由军机大臣廖寿恒呈上一卷，下面的一卷尚未完稿，光绪帝又派人催促。不难想见，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对正在推行新政的光绪帝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光绪皇帝一边阅读《日本变政考》，一边在变法实践中加以运用。显然，光绪皇帝已经认识到，康有为所介绍的明治维新经验，不但非常及时，而且对正在进行的变法有指导作用。
    光绪帝通过康有为的谈话、奏折及进呈的书籍，了解了不少日本维新的经验，并且试图加以运用。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书，到屡次催促军机大臣议覆康有为请开制度新政局之折，再到译书、游学等项，均可看出，光绪皇帝力图按照明治维新的步骤进行。
    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光绪皇帝并没有采纳康有为曾反复提出的联英、日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到朝廷内部人事问题与复杂的外交问题。然而，联合日本，加强与明治天皇的交往，已经逐渐提上了光绪皇帝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