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权助的报告所揭示的内幕
    光绪皇帝在罢免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前两天，还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军机大臣王文韶前往东交民巷的日本驻华公使馆，向他们陈述欲与明治天皇亲密交往的愿望。林权助认为，这是一起日本与清廷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须尽快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报告。于是，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明治31年9月11日）写了一份名为《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转达重要使命之报告》，该报告原文如下：
    机密第九十四号
    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带有使命来访一件
    本月4日，本官因公访问总署时，张荫桓先出来应接，问道本官：明天即九月五日拟与王文韶同道访问本官，可无妨碍？于是我以下午三时想见为约。两大臣于同刻来访，遂即引见，并觉察到似有机密的要务，告之如有希望，可使使丁退去。于是根据客人意见，叫使丁回避。
    张荫桓首先介绍说：王文韶因蒙受清国皇帝之命，亲自带来谕旨访问贵官，故而本大臣亦与王文韶大臣同道而来。其主旨是：
    最近以来，我国与贵国大加亲密，由此我大皇帝陛下，欲使此亲交愈加密切。如今希望将头等第一勋章，赠送给贵国大皇帝陛下，并命正在北上途中的新任公使黄遵宪，将其携带至日本，奉呈贵国大皇帝陛下。
    又此次黄遵宪携带的国书，其词句与以前同样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国书上大改字句，以示亲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亲自拟定。新国书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我同洲至亲至近友邦，诞膺天佑，践万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开头。现敬请电询贵国政府，以此清国大皇帝之御意，转达于贵国皇帝陛下。
    张荫桓又曰：他还有一事，想问贵政府之意向。清国皇帝有意向贵国派遣特命全权大使。不知贵国皇帝陛下是否有意受之。而且，贵国也向清国同样派大使。本件系以黄遵宪出发之期临近，我皇帝欲于事前得到贵政府的回答。这事亦请贵官以电报询问贵政府的意向。
    据此，本官对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答曰：毫无疑问，清国皇帝陛下对于我皇帝陛下愈加亲密之意，与看重两国国交之愿望，我皇帝亦欣然接受。并且本官深信对于赠送勋章之一事，肯定会同样回礼。至于第二点，即互派大使之事，历来我政府也有此愿望，只是不得不先确认英俄两国是否有同样的希望。由于各种情况，或许难以速定互派大使。然而关于清国的情况，从去年年底以来，俄然大呈变状。由于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势必成为所谓同洲至亲至近之友邦，在不远的将来，必须互派大使，这是不容置疑的。以上只能作为个人私见。
    上述两大臣所带来的使命大要，已在本月6日第一百五十三号电禀，可见别纸。本官窃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使得彼我帝室的交际大增亲密。盖我相信如此有利于改良清国诸政，这又是增进我方利益，增大我方权利，以巩固我方地位的一大良剂。故但愿即速给清国皇帝赠送勋章，以作回礼。虽然，互换大使之议，似乎今日稍微难以直行之。可在两三年之内，（我国）有计划至少对清国与英俄派置大使。
    近两个月以来，从清国帝室与政府的情况看来，皇帝似乎锐意改良庶政而缺乏得力的大臣。因此，如果我国教导得当，不无效果。李鸿章已失权于北京政府。在中央政府，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也许会占有重要地位。在地方政府，看来张之洞的权威日益加重。我认为，他们依靠日本之志向比李鸿章大得多，均是大可结盟的人物。希望趁着清国皇帝有意亲近日本，他们逐渐得到势力之机，来增强本公使馆的力量，隐然成为支持清国诸般的改良事业的一大势力，并且也培植本邦在清国的实力。
    除电禀之外，再作如上详报。谨致
    外务大臣伯爵大隈重信
    在清临时代理公使林权助
    明治31年9月11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件》，王文韶、张荫桓两大臣来访之报告。）
    林权助此信称，他此前曾有电禀。该电报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已有保存。这是一份林权助于明治31年9月6日写成，次日发往东京的电报。该电报是林权助见过王文韶、张荫桓之次日，给大隈重信的紧急报告。内容与上引信件大体相同。只是关于黄遵宪派往日本的身份，光绪皇帝希望由此前的公使升格为“互派头等全权大使”，而林权助表示“其时未届”。（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件》，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电报译文。）
    总之，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的信件与报告，讲了三件事。其一，光绪皇帝要送天皇头等第一勋章；其二，希望将黄遵宪的规格从原先的公使，升格为头等全权大使派往日本；其三，此次所奉国书，不同以往，字句格外亲密。
    这三条内容，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急切联合日本的真诚愿望。光绪皇帝希望通过与明治天皇的直接交往，来获取更多的维新方面的经验，以使中国能像日本一样变弱为强，摆脱任人宰割之局面。
    林权助对光绪皇帝提出的三项建议，虽然表示欢迎，却又显得十分谨慎。他认为，互赠头等宝星与国书书写都毫无问题，而互派大使一事，须先由英、俄等国协调后方可决定。再有，光绪皇帝与日亲交，完全从吸取日本经验，迅致富强的目的出发；而林权助则希望通过亲交，增加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谋取更多的利益。可见，虽然都主张亲交，而动机却有区别。
    光绪皇帝的联日政策，毫无疑问是由于康有为所进呈的书籍及奏章的影响。他可能就此事向张荫桓有所协商咨询。但是，这个决定肯定是光绪皇帝自己做出的。这是光绪皇帝在改革实践中，反复思考后所采取的重大决策。
    林权助的报告应是千真万确之事，因为张荫桓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可与林权助的报告互相印证。此事发生于戊戌政变之后，张荫桓获罪被发配到新疆，在赴西北途中，张荫桓曾向押解的差官谈起上月光绪帝试图联合日本。张氏称：
    七月间，皇上有（石朱）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石朱）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