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头等钦差”，即是林权助报告中所称“头等全权大使”。以前由于在清宫档案中，尚没有见到与此事有关的外交文件，故张荫桓的此番谈话，并未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现在，由于林权助致大隈报告之发现，正好可以同张氏之回忆相互对照。
    张荫桓的回忆提到了廖仲山（寿恒），而没有提王文韶，可能是他记忆有误。廖仲山与王文韶当时均为军机大臣，但是，王文韶班列在前，是汉军机首席，地位更为重要。廖仲山在百日维新过程中经常代表光绪皇帝同康有为联系，逐卷代递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等变法新书和奏章，京师守旧大臣称之为“康狗”。廖氏对新政抱同情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皇帝让王文韶与张荫桓同去日本公使馆，更说明他对此事的格外重视。
    另外，张荫桓谈到他奉有光绪皇帝（石朱）笔谕条有“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由于林权助秘密报告的发现，我们相信也很可能真有其事。它说明光绪皇帝推行亲近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变法有直接关系。正如林权助的报告所说，正在进行的改革“缺乏得力的大臣”，故而想把康有为派往日本。
    由于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报告的发现，使张荫桓的这一回忆变得十分重要。它似乎还可以说明，戊戌政变后，康有为说他奉有光绪皇帝亲笔诏书，前往日本，并非空穴来风，完全造假。因为光绪皇帝确实有过指示，让他前往日本“坐探变法事宜”。这有张荫桓所收起的“（石朱）笔谕条”为证。而张荫桓也许有可能将此事向康有为透露，或者携出“（石朱）笔谕条”向康有为展示。张荫桓讲此话时，已在政变之后。他之所以成了阶下囚，完全是因为受到康有为与新政的牵连，因此张氏没有必要再为康有为评功摆好，编造瞎话。以前人们在“衣带诏”问题上对康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
    张氏回忆称并未见日本有回电，盖因当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之中，而等到正式有回音时，张荫桓已在被放逐新疆的旅途之中。
    日本外交文书的发现，印证了张荫桓的回忆。
    四、日本政府的回应
    非常可惜的是，光绪皇帝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刚刚拉开了帷幕，十多天之后即发生了戊戌政变，改革的航船突然触礁。守旧势力卷土重来，北京的上空天昏地暗。慈禧重新上台执政后，光绪皇帝已变成了阶下囚，因此，联合日本，大举新政的计划已成昨日黄花。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等守旧势力倒行逆施，迫害改革派人士。当时日本驻北京的矢野公使，已经从日本返回公使之任，他请求与慈禧、光绪皇帝见面，并得到允诺。矢野以前在京期间，正值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曾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广泛接触，对新政多有同情。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1898年11月5日）觐见慈禧和光绪皇帝，提出许多中肯意见：一方面他建议清政府应该继续维新改革，不应重走老路，同时还转达了日本天皇对光绪皇帝此前所表示愿意加强友好意向的回应。天皇还表示今后两国陛下要更加亲密。矢野还专门写了致清帝书。该书已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检到，其文曰：
    明治31年10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日）矢野文雄致清帝书：
    外臣文雄，本日得忝觐见，将我皇帝圣意，面奏贵皇太后、贵皇帝御前，无任光荣之至。
    我皇帝因贵皇帝告知，拟赠崇高宝星，具征诚实友爱之情，殊深睿感。经定将我崇高宝星，赠贵皇太后、贵皇帝，以表恭敬亲睦，具有同心之据。
    至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我皇帝殊深宸忧。我两国同在亚东，互相关切，我皇帝希望贵国，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我皇帝切愿贵皇太后、贵皇帝，圣寿无疆，万年永庆。（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矢野文雄致两宫陛下。）
    矢野此封信转达的是他回国面见天皇后日本方面对光绪皇帝拟采取的联日政策之正式回应。信中所称“上月间，北部偶有意外之事”，应是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北京发生的戊戌政变。所谓“履宇外文明诸邦，克臻隆治之道，受兹介福”，即是建议清廷向西方学习，实现富强之目标。
    在此次觐见之后，矢野还于明治31年11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专门向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禀报在京谒见详细情形。其文略谓：
    今朝于西太后宫殿仪銮殿谒见，两陛下郑重迎接本官，且与本官原来预想相反，两陛下重申两国交谊益加亲密，有关事宜讨论十分详细云云。（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清两国国交亲善之文件》，电信译文，第219号。）
    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对变法维新持反对态度，当然不会继续奉行光绪皇帝以前所拟定的政策。因此，守旧派的上台，也同时表明了清廷“联合日本，大举新政”外交政策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