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经验出发，通过归纳，得出原则“公例”，再加以运用，这就是严复所要大力提倡的哲学认识论。（注：李泽厚：《论严复》、《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具体地说，严复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到对中学的超越：
    在面对对象化的自然，与面对历史经典的态度方面，以西学为参照，严复谈到对中学超越：“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诸公若问中西二学之不同，即此而是。又若问西人后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于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归纳），一曰外导（演绎）。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也。”（注：《严复集》，第93页。）
    悉心探求西学方法的过程，也是超越中学的过程，严复对科学及与科学有关的一切，都倾注心力，如对于科学、逻辑方法、科学实验方法等资源的汲取，他力求完整地把握近代科学的思想、方法。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严复谈到：
    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谓之观察，或谓之演验。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会通，以行其典礼”，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抵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以第三层，谓之试验。（注：《严复集》，第93页。）
    从严复对中西“体用”的讨论中，更可以了解他进行超越的特点。1902年，在致《外交报》的信中，严复针对学堂教育“具论中国教育方针，并条拟新教育行政办法”。严复写道：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夫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在此严复指出，掌握西学，必须超越中学，深入、准确地把握西学方法实质。同时，他又指出，必须沟通中西古今，融会贯通，变法革新方能择善而从：
    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包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注：《严复集》，第560页。）
    2.对西学的超越：从科学到哲学
    严复联系中国实际来学习、阐释西方学术思想，但他并没有用西学来置换中学，也不因为提倡西学而割裂中国文化资源与中国近代学术建设之间的联系。严复对西学的掌握愈深入，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评价也就愈中肯。同时，他对中国哲学资源的运用也更得心应手。
    近代科学是中学、西学之间最大区别，严复对科学精神做了这样的分析：“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藉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注：《严复集》，第29页。）在这里，严复对西学做了超越具体学科内容的诠释。严复所注重汲取的近代西学，乃是这样一种方法和精神形态：它突出的特征是精神的自我解放，把主体性从章句之学中解放出来。
    严复在对近代科学的解释中，借用了许多老庄哲学的概念、范畴、判断来阐释、评价：“然而西学格致，……其所验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严复集》，第45页。）
    严复为学的一个主要的基础是科学，后来他为学的内容包括了哲学。这是他为学上的一个重要超越。在哲学方面，中国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对严复影响很深，老庄哲学的精神、境界、方法、批判的态度，对严复带着批判的态度来学习西方，是有帮助的。一方面，严复的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是以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为路径对科学的超越而完成的。超越科学是对科学本身以科学方式或哲学方式进行批判的考察，在这个超越科学到达哲学的过程中，老庄哲学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注：参见拙文《严复对老庄哲学思维之“超越”特质的认识》，《中国哲学史》（季刊），1998年第1期。）
    另一方面，对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对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特性的考察，彻底离开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批判，是不能成功的。严复从西方归国后，在对西学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之后，潜心于中国学术与社会的研究，证明他有这样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