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墨学复兴中的两座巨峰
    先秦时代，儒墨并尊，同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学长盛不哀，一花独放，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墨学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尘霾千古，几乎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迄至近代，墨学始受人重视，呈露出复活的气象，不仅研究《墨子》、阐明墨学的著作大量涌现，且评价也日趋公允。乾嘉时期的孙星衍、毕沅、汪中，晚清的俞樾、王闿运、邹伯奇、孙诒让、梁启超、章太炎，以及民国初年的章士钊、胡适等，堪称墨学研究的中坚。其中，汪、孙诸人为近代墨学的复兴作了必要的奠基，而梁、章、胡等人则开启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墨学的先河。
    汪中研究墨学的贡献在于，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名教罪人”的指责于不顾，将儒、墨当作两个完全平等的学派来评论，向儒学一尊的权威发起挑战，这确实是当时仅见的伟论，是近代以平等的眼光研究诸子的先声。难怪后人有“作序以推崇墨子，不恤与传统的儒言相抵触者，则汪中一人”的评论（注：（台湾）周长耀：《墨子思想之研究》，第242页。）。孙诒让则集乾嘉以来各家《墨子》校注之大成， 于1893年出版了《墨子间诂》一书，考据精当，校勘、训诂俱佳，嘉惠后人颇多。与孙有过交往的梁启超评价说：“仲容（即孙诒让）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30 页。）。这绝非梁启超的溢美之辞，而是近代治墨学者（包括胡适）的共识。梁曾获赠《墨子间诂》一书，他日后研治墨学及读先秦子书的兴味，均由此书引发。
    如果说孙诒让是19世纪《墨子》校注的集大成者，为墨学复兴作了铺垫，那么梁启超则是20世纪研究墨学、宣扬墨学的佼佼者，是将墨学研究推向近代化的第一个重镇。孙诒让曾致书梁启超，认为对于墨家宜“宣究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佞所为望尘拥篲，翘盼无已者也”（注：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转引自方授楚《墨学源流》上卷，第219页。）。事实表明， 梁启超没有辜负孙氏的期望，他“幼而好墨”（注：《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对墨子“摩顶放踵”的人格推崇备致，一生行事多受墨子影响，据说他“自号任公乃取墨义”（注：（台湾）周长耀：《墨子思想之研究》，第246页。）。1904年，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后来合为《墨学微》出版），第一次把墨学纳入近代社会科学体系之内，从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方面，对墨子思想学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以全新的“义理”之学取代了传统的“考据”之学，把今文经学的“经世”风格发挥到极致。这是近代墨学复兴的重要标志，自此，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后，梁启超又于20年代整理出版了《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和《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书，对墨学多有议论，在整理国故思潮中显示了实绩，为掀起墨学研究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界一度以谈墨学为时尚，即与梁的身体力行有关。历史地看，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系统性及其影响来说，梁都不愧是近代墨学复兴的第一座巨峰，其成绩超迈前人，开启来者。
    20世纪在墨学研究方面接续梁启超并有进一步创见而能打开一新局面的，当属胡适无疑。胡适不仅精通汉学，而且熟悉西方哲学并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他能以比较参验的手法诠释《墨子》，以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功，一开始就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所取得的成绩当然也非他人可比。其墨学论著计有：《先秦名学史》第三编、《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论墨学部分、《惠施、公孙龙之哲学》、《墨家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第八篇、《墨子〈小取篇〉新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论墨学》等。
    胡适的中国学术史（含墨学）研究，据他自己承认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和启发，但作为治墨新锐，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驾梁启超而上之之势。其开创性贡献是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方法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墨经》六篇，即“科学的墨学”所包含的丰富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系统的评述。高度颂扬《墨经》“科学的方法”及其在世界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后人确立了范式，指示了方向，至今仍是人们研究墨家逻辑的出发点，代表了20年代以前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无疑是近代墨学复兴的又一高峰。
    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用新的科学方法和新的哲学理念、新的文化祈向治墨，屡有创获，世所称道。80年代出版的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也肯定，在“五四”前后出版的众多墨学论著中，梁启超与胡适“最有成就”，能用近代科学和哲学，“摆脱考据学家的烦琐和经学家的偏见”，标志着近代学者治学方法上的自觉。他们之成为近代墨学复兴两巨峰，要即在方法的精良及由此而有的伟见卓识。
    区别于清代前贤，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有三方面的共同点：
    第一，平等的眼光。长期以来，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用梁启超的话说，“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因此，晚清学者对先秦诸子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正是对儒学一尊所造成的文化专制的反动，特别是像墨学这种与儒学对立学派的复兴，本身即是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戊戌时期的梁启超虽无意于全面批判儒学，但他对墨家非命尚力、博爱、节用、实利思想的赞美，事实上提高了墨子的身价，突破了“扬儒抑墨”的文化盲区，后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干脆将孔、老、墨“三圣”并称，替墨子争得了与孔子平起平坐的地位。类乎此，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两书，讨论墨学的部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蔡元培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9页。）。 胡适晚年讲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革命意义时仍不无得意地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 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 如墨子， 与孔子并列， 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注：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所指即是蔡元培所谓的“平等的眼光”，乃“五四”反孔非儒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应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