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墨学的宗旨异趣。“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倾向是反传统，倡西学。对此，梁启超深以为忧。他虽不明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标悬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力图纠正当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与“五四”西化潮流适相对立。他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批评墨学的“极端实利主义”和“非乐”思想，即是明证。一方面，他相对认同“五四”对科学的价值追求，认为“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注：《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以此表明弘扬墨学并不背时。另一方面，有感于西方文化的没落，梁启超主要把墨学当作“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藏”来阐发，认为墨子的兼爱学说、非攻主张、义务观念、牺牲精神、同情心理、节用思想以及“理想与实用一致”的追求，无不是医治西方文化病症的良药。为此，他呼吁“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中国文化的诚意”，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包括墨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此自渡渡人，“叫全人类都得着他的好处”（注：《欧游心影录·节录》，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页。）。晚年梁启超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东方文化派，实非无由也。
    与梁启超注重张扬墨学中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价值不同，胡适对墨学感兴趣并加以推崇的正是那与西学相类同的部分，例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在“五四”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下，胡适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特别是从墨学等非儒学派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这样便能使中国人“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从而在运用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时就会“感到心安理得”（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很显然，胡适研究并推崇墨学，目的是为了发现中西哲学之同，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寻找依据，完成他“再造文明”，推进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
    梁启超晚年在思想学术上与胡适屡有对垒，但比之其它方面的严重意见分歧，他们基本上属于“极崇拜墨子”的同道。《墨子》一书经由他俩的校注、整理、发挥，不仅不再难读，且其文化价值和思想方法被充分凸显出来，将墨学研究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为后来者提示了研究门径和进一步阐发的基础，确实功不可没。至于他们的墨学也还存在着把古代哲学现代化等缺点，毕竟是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