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科学的方法。梁启超与胡适之所以在近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自觉地采用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梁氏曾颇为自得地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同样，胡适的墨学也是受惠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众所周知，胡适的治学方法是清代朴学与杜威实验哲学的结合，其一生学问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成绩焕然可观。可见，学术的进步是与方法的改善密切相关的，只有借助于新的方法和工具，墨子哲学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获得了现代价值。
    第三，比较参照的手法。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区别于前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手法。胡适曾指出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与方法，是清代国学研究的一大缺点。梁启超也认为，没有比较，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也且不能知己之所长。他不仅时常把墨子与其他诸子比较论述，而且常将墨子与古希腊思想学说、近代欧洲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基督教进行比较，议论纵横，发前人所未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他还尝试着将墨子论理学与西方逻辑学和印度因明学作比较论述，指点墨家逻辑的成就与不足。在比较研究的运用上，胡适比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深有感触地说：“《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因此，“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当然，梁胡的比较研究有时做得恰如其分，大大有利于发掘墨学的固有价值，使墨学在现代大放异彩；有时却不免牵强附会、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金岳霖曾批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给人以“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所写的“奇怪的印象”（注：金岳霖：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可谓入木三分，在胡适的书中，墨子简直成了西洋实用主义的先驱。
    二、关于墨学的学术往还
    梁启超与胡适20年代曾唱过多次“对台戏”，但多以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区别于康有为、严复等由新趋旧的同辈学者，梁能以少年之心态追赶时代潮流，因而在“五四”时代的文化学术界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与胡适之间的学术论争，不能简单地视作新旧之争。
    在学术研究领域，梁启超与胡适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胡适治墨能后来居上，梁实有启导之功。胡适坦言：“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一。）。此即是说，胡适治墨的动力和兴趣，最初是源自梁启超的，正是在梁研究热情和研究示范的激励下，胡适日研日进，终于能与梁氏并驾齐驱，双双成为近代墨学泰斗。
    1918年11月20日，既入墨学奥堂的胡适颇感材料缺乏之苦，遂敦请好友徐振飞牵线搭桥，并亲自致书梁启超以寻求帮助。信中写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辨新估》，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适后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借）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2页。）。 这是一封异常珍贵的信件，它至少向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告知了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两代学者初次见面的准确时间；第二，胡梁以墨学为媒介而相识相交，是典型的以文会友；第三，梁对胡著推崇有加，主动表示愿出示墨学材料，供胡适参考以作进一步研究，奖掖后学之意甚殷，绝无资料垄断的陋习；第四，表达了对老辈学者应有的敬重和渴慕之情。两人初次面谈的情况虽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大致不离墨学的讨论，在讨论中享受着“共学之乐”，建立了学术友谊。
    胡梁相识相交后，学术上的往还开始频繁起来。梁启超曾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对其中极具特色的墨学部分却高度推崇，指出该书“讲墨子荀子最好”；“书中讲的名学，无处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讲墨子、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对他的《小取篇新诂》也表示“虽意见不能尽同，然独到处殊多可佩”（注：《复胡适之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还把此篇列入《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墨学部分中。梁后来整理出版了《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两书，不能不说是胡著催发出来的，后书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更是吸收借鉴了许多胡适的研究成果，而前书的出版又反过来成为胡适续作《墨辨新诂》的动力。两人互相批评、互相激发，共同推动了墨学研究的繁荣，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墨学的讨论，既有相互肯定、相互鼓励的一面，更有相互批评与商榷的一面，这在现代墨学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在墨学兴衰的原因分析、墨子生卒年代、墨学流派的考证方面，胡适充分发挥他清代正统派考据学殿军的特长，作了大量的严谨考证和开拓性的梳理工作，多有创见，但并非没有可指摘处。梁启超当时就指出，胡适所说的诸子产生的原因，“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通有的现象”，其“墨学消灭的三种原因还不甚对”；胡适对墨子年代的考订虽有卓识，惜仍“失之太前”；称后期墨家为“别墨”，是误解了“别墨”二字的含义，认《墨经》六篇同出一人之手，把它从墨子手上剥夺了，全部送给惠施、公孙龙辈乃是“根本致误处”。梁说：“别者，非正统之谓，乃墨者互贬之辞”，胡适断言《墨经》六篇皆非墨子所作的四条理由无一确当，“《大取》《小取》既不名经，自是后世墨者所记；……《经上》必为墨子自著无疑；《经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厘、孟胜诸贤补续；……《经说》固大半传述墨子口说，然既非墨子手著，自不能谓其言悉皆墨子之意，后学引申增益，例所宜有”（注：参见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墨经余记》等篇。）。以上几点批评，均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澄清了墨学中的许多是非，虽不中亦不远矣，故多为后人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