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胡适虽欲就《墨辩》的时代和著者这一分歧点上有所辨正，只因双方“立脚点”有根本不同之处，无奈中选择了“虽辩之万言，亦终无合同之日，似不如各存一说以供读者之自择”的解决办法（注：《答梁启超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3页。）。他主要对梁氏治古学的方法提出了批评。 梁启超校释《墨经》遵循这样一条公例：“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牒举所说《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以为标题，此字在《经》文中可以与下文连续成句，在《经说》文中，决不许与下文连续成句”（注：《读墨经余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第4页。）。 这条公例确实有助于校勘、解释《墨经》，梁据此在《墨经》的注解上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胡适对其功用也是相当承认的，并表示将来校改《墨辨新诂》时当参用此法。但他认为梁氏牒经标题公例定得“太狭窄”、太严格了，若拘泥此法，必生流弊。由于梁氏怀疑“今本之《经》及《经说》皆非尽原文，必有为后人附加者”，遂根据自己的臆测，大段大段地删除《经》《说》原文。对此，胡适批评说：“这种大胆的删削与心理的揣测，依校勘学的方法看来，似乎有点牵强”（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这一批评是十分中肯且击中要害的。梁胡二人研究国学时均喜“大胆的假设”，相对而言，胡氏方法更为精密，且极注重“小心的求证”的工夫，少有大误，梁氏则旧学气稍重，难免主观随意、穿凿附会之病。他们在墨学研究中时有歧见，也谈不上完美无缺，但各自作出的成绩与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他们关于墨学的讨论，为墨学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线。
    三、墨学研究之异趣
    近代墨学的复活，梁启超与胡适当居首功。但两人治墨的路数、宗旨、侧重点均有不同，各具特点，兹略作比较，以明长短得失。
    （一）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分野。梁启超不是乾嘉考据派的传人，而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虽然他“夙治考证学”，认为“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清学正统派之精神是“治学之正轨”，对乃师康有为的主观武断必有不满（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毕竟自觉地以今文经学派自居，学术研究时常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格，注重阐发古代典籍的微言大义，议论大胆，不拘小节，对证据的要求欠严格，已超出传统“考据学”的范畴，属于新时代的“义理之学”。他在世纪之初的墨学研究中倾注了许多主观思想和西学内容，意在重塑墨学形象，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成为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区别于梁，胡适是有“考据癖”的人，“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好评如潮，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的考据功力不让乾嘉，眼光则远过之。他尝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为此，他十分注重校勘与训诂，严格遵循“无证不信”的客观态度，不放过一个哪怕是小小的疑点，假设虽是大胆，求证更是小心，丝毫不存苟且偷懒心理，颇有乾嘉考据学风的遗绪，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梁启超阐发墨学义理带有浓重的宣传意味，目的是为了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提出对墨子“从而发明之、淬厉之，此又后起国民之责任也，且亦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也”（注：《墨子之论理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55页。）。与此不同，胡适之整理墨学则是为学术而学术，他曾在致胡朴安的一封信中说：“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7页。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胡适治墨工夫更细密，作风更严谨，对前贤的校注错误多有纠正，新见迭出，更能显示出学术研究的实绩。应该说，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互有长短，胡适由于执著于考据学的治学路数，“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和古义的考定”，而忽视了“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因而颇遭时人讥评。章太炎认为校勘训诂只是治经和治诸子的“最初门径”，然经多陈事实，诸子则多明义理，治法应有所区别，“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注：见胡适、章士钊、章太炎关于墨学的书信往还。《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这一批评是中肯而又严厉的，暴露了胡适考据学的根本弱点。
    （二）对墨学根本观念把握的分歧。戊戌时期，梁启超致力于思想启蒙运动，提倡“新民”学说。他在介绍西方新学的同时，十分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持，认为《墨子》中的许多观念正与“新民”素质相契合，宜大力淘炼并加以宣传。在先秦诸子中，墨家以“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和主张和平兼爱著称，梁启超对此至宝十分欣赏，他在万木草堂从师康有为时就“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后又发出“今欲救亡，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注：《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页。），“墨教之根本义， 在肯牺牲自己，……我族能继之绳之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第二、四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的感叹。可见，他关注较多的是墨学的根本精神。
    在梁启超看来，《墨子》一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兼爱”一个根本观念出来，非攻、非命、节用、非乐、天志、明鬼等都出于兼爱。他特别赞赏墨子的“非命”主张，指出“墨子非命，是把死社会救活转来的学说”，“‘非命’这个主义，直捣儒道两家的中坚，于社会最为有益。‘命’是儒家根本主义之一，儒说之可议处，莫过于此点，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实在被这种‘命定主义’阻却无限的进化，墨子大声疾呼排斥他，真是思想界一线曙光”（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第二、四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对墨子作如是观，与他的“新民”理论是完全合拍的。相对而言，他对墨子的知识论和逻辑学说虽也有所论列阐发，但毕竟比较薄弱，与胡适恰成对照。
    从“哲学的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胡适牢牢抓住墨家的‘名学’即逻辑方法评估墨学的价值。他认定墨子的“应用主义”或叫“实验主义”的方法和作为论证方法的“三表法”，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而被梁启超高度推崇的兼爱、非命、节用等政治伦理主张，只是此根本观念的具体运用，属“墨学的枝叶”，处于次要的地位，无需多费笔墨（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第二、三、四章。）。这是胡适墨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主要缺点所在。据此认识，他以西洋近代实用主义的有色镜论衡墨子的“应用主义”思想，鲜明地标示出儒墨两家在哲学方法上的差异，并对《墨经》六篇丰富的逻辑思想和哲学方法，作了精到的梳理和评述，这是他研究墨学的最重要贡献。不难看出，梁启超与胡适在墨学研究上各有侧重，也各有所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