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驰名中外的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一八九八年，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实行了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却作为变法的重要成果，幸存下来。京师大学堂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一九一二年五月，此后，改称北京大学，一直延续至今。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家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有感于此，奔走呼号，吁请变法。
    光绪皇帝深受维新派的影响，深知不变法不能立国。于是，在维新派的大力鼓动下，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下诏《明定国是》，开始了一场变法运动。
    变法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真乃“百废待举”。那末，究竟应该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对变法维新问题的探讨与摸索，业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了。于是，人们也就逐渐取得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共识，即实行变法维新，决不能依靠旧人，而只能依靠新人。新人，绝不能用旧办法培养，而只能用新办法培养。这个新办法，就是要开办新式学校。“六十年中……朝士纷纷言新法，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学校。”光绪皇帝本人也“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所以，在所颁《明定国是》诏书中，光绪皇帝极其突出地强调了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问题。
    首先，明令“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其次，明文规定创办京师大学堂之目的在于“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再次，确定了培养这种新型人才的新方针：一方面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另一方面“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这个新教育方针，虽然未能完全摆脱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但是毕竟具有时代特色，要求从时务出发，深入学习西方文化，会通中西，不再只是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与船坚炮利的技术。
    光绪帝早在三年前的乙未年（一八九五年）就下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且在三年之内，接连四次下达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令，但是守旧的顽固派不予理睬，“视同无物”。“恭亲王刚毅等，谓可以缓办，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可见，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也并非易事。如果没有维新派的推动，没有光绪帝的积极支持，那么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就很可能还要耽搁下去。
    光绪帝是京师大学堂的倡办者，也是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组织者。光绪帝并非在做出开办京师大学堂的重大决议以及把这一艰巨任务布置下去之后，就撒手不管了，而是继续抓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并且还抓得很紧，很具体。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光绪帝严令承办京师大学堂的各衙门应“首戒因循”，“即著迅速覆奏，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覆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
    光绪帝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的变法中，关于大学堂的谕旨，竟下达了十五次之多，平均约一周一次，不可谓之不多。在如此众多的谕旨中，光绪帝对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目标、任务、原则、章程等方针问题，对京师大学堂的地位、规模、教舍、经费等重大问题，对京师大学堂的生源、学习内容、学生待遇、毕业出路等有关问题，对京师大学堂的教材编译、审定、出版、发行问题等逐项予以反复斟酌、具体布置，一一落实，限期完成，奖惩分明。正是由于光绪皇帝亲自抓，一抓到底，因此京师大学堂的筹建工作才能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进展较为顺利。
    慈禧太后于政变得逞之后，迫不及待地罢行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继续保留外，其他变法维新的举措都被废除。当时的《国闻报》评论说，戊戌政变后，“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