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治史，是借鉴史以资治，即以史学为政治服务。这是他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
    司马光从事史学数十年，编写了《历年图》、《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稽古录》等等历史著作，治史旨趣约为三点：探讨历代治乱兴衰，取是而舍非；分析古今人物品德，法善而戒恶；为君主，提供历史经验，明知人，立政之要。这是司马光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三个具体特点。对此，下面作初步的论析。
    （一）
    司马光在记述历代治乱兴衰的过程中，流露出古今之道不变而反对厌常革新的历史思想。
    尽管司马光在其史书中写了历代治乱兴衰之迹，客观上反映了历史的一些变化，但他主观上并没有认识到历史在发展。甚至他还把一些历史前进中的新事物，视为坏事，加以批判。如三家分晋，表面看来，政权瓜分，越来越乱；实际上是，新贵取代旧贵当权，标志着旧的周礼失灵，意味着社会在前进，历史在发展。司马光识见不及于此，而因此发表议论，怀古哀礼：“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①这个思想实在落后于历史前进的步子。有时他对一些历史新事物有所肯定，但又抓不到点子，很不中肯。如商鞅变法，是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重大的社会变革，不仅今人认识其历史意义，就是古代某些有识之士对其也有高度评价。司马光却论道：“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而商鞅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②商鞅立木示信，是为了推行变法，变法势必处治守旧派，这不是“刻薄”，而是必须使用的专政手段。司马光肯定其“信”，而讥贬其“刻薄”，实是舍本逐末。
    在司马光看来，自古至今只是历代治乱和世运兴衰的反复循环。如，他说：
    治乱之道，古今一贯。③
    治乱之道，古今同体。④
    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⑤
    自有天地以来，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动极则静，静极则动；盛极则衰，衰极则盛；否极则泰，泰极则否：若循环之无端，万物莫不由之。⑥
    在司马光看来，自然，古今一样；社会，古今一样；政治，古今一样，都是往复循环。这是我国古代史学思想传统中较为典型的历史循环论。
    在古今之道不变的思想基础上：司马光所向往和追求的是“先王之道”。他说：
    我穷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则取之。⑦
    夫天下之事有难决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⑧
    在司马光看来，古今之道一样，既然古代治安，后世衰乱，就当学习“先王之道”。他认为这是一条正道，“舍是而求之，有害无益矣”⑨
    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加之有现实政治斗争的原因，他提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变”⑩的主张。
    早在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向宋仁宗呈进《五规》，其中的《惜时篇》已提到“谨守祖宗之成法”（11）。熙宁初，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于进读《通鉴》曹参继萧何为相事，明确地提出了“祖宗之法不可变”，与王安石宣传的“祖宗不足法”针锋相对。
    尽管司马光也曾有过此论：“前人所为是则因之，否则变之，无常道”，“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12）。似乎他也注意适时改革。他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也曾考虑过救弊的办法，提过解救财政困难、防止民族间纠纷等建议，只不过是些小修小补的消极应付之策，提不出什么积极有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