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君主“好学”的内容与要求，司马光着重强调两点：（1）学习历史， 以史为鉴，做到“法善戒恶”。他写《历年图》、《通鉴》和《稽古录》的宗旨就在于以史提供君主借鉴。（2）顺民心，纳忠谏，做到改过从善。他一生政治活动中，多次谏诤，表述政见，希望君主采纳。他在历史著作中，盛称臣民进谏和君主纳谏，如论：“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惟惧弗能得。”（41）“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42）。
    在司马光看来，君主本有五才，诸帝才具不等，有自修与不自修之别，有向善与向恶两种可能性。因而，听凭“天生”，不行；任其随意，不行；还得要自修，“好学”为了促使君主向善转化，就得使用历史教育利臣民规谏的办法；这种办法行了起来，君主以史为鉴了，纳谏改过了，就能“至公至明”，用人唯贤，立政以礼，自然可以达到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境界。这是司马光治史时所想到的制约和改造君主专制的办法与愿望。
    （四）
    综上所述，可知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如下几个要点：
    （1）通过写历代治乱兴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供最高统治者皇帝借鉴， 就是以史学为封建政治服务。司马光以史资治的目的性非常突出，在古代史学中最具代表性。封建学者在寻求解脱现实矛盾的办法时，常常讨教于历史，这是我国历史悠久和史学发达的一个折光，也是我国历史意识的一个传统。这里面，既有高深的历史素养，也含有消极的怀旧因素。
    （2）言“古今”，只谈历代治乱兴衰，不通古今之变，只想“先王之道”， 反对变法，显然有循环论和保守性。司马光的史学要为他当时的政治服务，而当时的封建制已暴露出种种矛盾，宋朝积贫积弱病患不轻，这就面临着要否改革、如何改革的大难题。不改没有什么出路，要改又摸不到新门径，也不可能看到新曙光；无论是变法派或反变法派，无论是王安石或司马光，都在为解救时病寻找药方，而所能找到的无不是旧方。王安石是以汉武帝和桑弘羊的一套翻新，徒有变法之名，而无改革之实，能振作一时，终不能打开新路；司马光抱着先王圣方，守着宋祖宋宗之法，守旧有余，谈不上振兴。
    （3）言“天人”，对天命，又信又疑，基本上撂在一边；对人事，大为关注，津津乐道。这是轻天重人，反映出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但评论历史人物，过多地以道德思想为标准，以分析君之明暗、臣之贤奸，很少把人物放在历史运动中，据其实践以评其历史功过，这是重思想而轻实践，反映出论者是坚持儒家之道的正宗史家。我国史学历来重人重思想，讲究事在人为，讲究“蓄德”（即思想修养）。这可以两分法看待，注意历史人物的贤奸，旨在以历史为教材，务使人们“法善戒恶”，以加强思想修养，为人如此不无益处；但过份注意思想道德（而且又是封建道德），对人物的要求主要是内修，而对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计较不多，未免有坐而论道的头巾气。
    （4）言君主，虽然有其实际原因，也不免过份强调了君主的作用。 但论君主有五才，强调人君也要“治心”，应当“好学”，应当以史为鉴和纳谏改过。这就不是把人君当作万能之主，并没有把人君捧为神圣。实际的意思是，人君在实践中也要改造；改造之方，一是学习历史经验教训，一是接受臣民的监督规劝。这样，象司马光其人就大有作为，可大显身手了。他写《通鉴》，大讲为君之道，实际上是给皇帝编写历史教材，协助皇帝学习和提高。从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看来，其史学为封建政治服务，特别是为君主专制服务，似乎是官方奴婢；其史书为皇帝的历史教材，又似乎是帝王之师。这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但有倚左倚右之别，因而也有近乎婢与近乎师以及得失多少之分。如果史学联系现实庸俗化，牵强附会，甚至屈从现实，则史学确为百依百顺的婢女，而会被最高统治者和御用学者任意塗抹打扮。如果史学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统治者可照而不可夺，其他人亦如此，则史学就可为帝王之师。司马光的史学，大致上婢与师相兼；但后者的面貌较为突出，因为他不盲从君主之见，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始终如此。
    司马光自言信奉“圣人之道”，不学“离奇之论”，“比老止成一朴儒而已”（43）。这是他的自我鉴定，很符合他史学思想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