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自诩“守泥古之朴学”。所以，始终倾向泥古守旧。他立身处世，反对“狭道以取容，迩志以取合，卑言以趋功”（13），反对“厌常而好新”（14）；从政进谏，反对变法改革，强调循守旧章。吟诗作文，有“不避今人嫌，路须行古陌；古陌虽然远，且保无厥失”（15）之句。尽管他也看到时弊，但坚决反对在政治上大改大革，深怕因此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也不无维护豪贵旧党利益的隐私，因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晚年推翻熙宁新法，所谓“元祐更化”就是彻底纠熙宁变法之偏。
    司马光所谓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并不是指的远古“先王之法”，而是指的宋祖宋宗之成法。他说：“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俗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16）意思是，宋初之法很好，只要谨守勿失，就可治安无事。
    足见司马光的历史思想，确实有守旧的倾向。
    （二）
    司马光治史，不大究天人之际，而始终注意人事，区分人物贤奸善恶。
    但这里还得先从司马光的天人思想谈起。有的学者认为，司马光是有神论的天命论，这种思想贯穿一切。有的学者则认为，司马光有无神论思想的倾向。两种论点正好相反。
    这两种论点，都不无一定的根据，然所言之理不可能两全。
    首先应该承认，司马光有一定的有神论的天命论。他说，“天者，万物之父母也”，可顺而不可违；违反天命，“天得而刑之”，服从天命，“天得而赏之”。人的智愚勇怯，贵贱贫富，“天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17）。他反对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之论，说什么古代先王“造次动静未尝不考察天心而严畏之”（18）。这种明显的有神论的天命论，是难以否认的。司马光往往言“天意”、“天谴”，而且要求严密注意，加以应答，切不可简忽而不顾。这都是实在之事。
    但司马光讲“天人”，并不都是宣扬有神论的天命论。他有时讲天人之“天”，是指的自然现象。如：
    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19）
    天之所不能为，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为，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穑，人也；丰歉，天也。（20）
    天自是天，人自是人，天人相分；天有天的能力，人有人的能力，天人各有职能，了不相关。这里的“天”，就是自然的天，没有神秘性。
    司马光有时讲“天”讲“命”，含义不甚明显，很难定性。如说：
    《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论者竞为幽僻之语以欺人，使人跂悬而不可及，愦瞀而不能知，则尽而舍之，其实奚远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21）
    圣人专以利人为心，于术无不知也。谷而可辟，则不教人耒耜矣；死而可违，则不教人棺槨矣。夫岂非天使民食且死，虽圣人不能违乎！（22）
    “命”，有遇不遇之命，这就不一定是天命，而可能是指际遇。“高论者”说命，玄之又玄，只是“欺人”而已。“天”，含有粮食种植收获，人之生老病死的内容，这是客观的自然，当然圣人也“不能违”。这都不象有神论的天命论。
    大致说来，司马光对于天命论，在信疑之间，信的不深，疑的不少，所以并不着意宣扬天命论。他早年作《原命》（嘉祐元年作），说天道“若有若亡”。也许“圣人”能够知晓，“至神”能够说清；而凡人莫能知，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论者很赞成孔子慎言“性与天道”的态度，很欣赏《春秋》“记异而不书”的原则。所以，他主张遵圣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他晚年作《无为赞》（元丰八年作），说：
    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存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在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23）
    这与其早年的思想差不多，有点命定论，但不严重；似乎听天由命，实是重在人为。对于神仙之说，司马光“终疑之”，表示“仙术有无终未知”（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