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100多条“臣光曰”，在《历年图》“臣光曰”的基础上及在写《通鉴》时的新形势下，有所发展，但大多还是论用人、立政与历代治乱兴衰的关系，主要内容是论善用人、严阶级、施教化、明法制、讲信义等。
    司马光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32）。他强调用贤为“本”，“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33）；批评“先门第而后贤人”的做法，并主张“疑则勿任，任则勿疑”（34）。所论用人之道，还是《历年图·论序》中提出的“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的原则。
    司马光特别强调“礼”。《历年图》第一篇“臣光曰”宣扬“立政以礼”，《通鉴》卷1第一篇“臣光曰”是专门的礼论：“何谓礼，纪纲是也”。 就是要“辨贵贱，序亲疏”，明确“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尊卑有分，大小有伦”（35）。意在维护君臣上下的等级制度，维护封建纪纲。这就是严阶级之分。
    司马光说：“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36）他认为，施教化，正风俗，关系到治国安民，影响深远；只有“教立于上”，才能“俗成于下”。通过思想教育，社会风气正了，就不会有犯上作乱之事。这就是施教化之意。
    司马光说：“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37）他认为，必须严明法制，秉公执法，“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如果赏罚不明，则将“上下劳扰面天下大乱”。同时，他还主张，法制既定，就不可朝令夕改，不可变故乱常，不可常搞特赦，而要维持法制的相对稳定性和严肃性。这就是明法制之常。
    司马光说：“交邻以信。”他主张对四邻各族政权，要讲信义之道，不可“恃强弃信”，不可“徇利忘义”，既要维护汉族的尊严，也不一味欺压各族。这就是讲信义之实。
    以上这些用人、立政之道，还是原在《历年图》“臣光曰”中提到的“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的原则，只是后来论得更为深广一些。
    司马光还进一步认为，用人、立政全系于君主，关键在君主的思想。如论用人之本，关键不在于考课人才的法规，而在于君主用人的思想，如果君主“至公至明”，就能选贤任能，如果君主“不公不明”，虽有用人善法，也难做到任用贤能。
    正因为司马光论用人、立政的关键在于君主，所以他论史也主要是论历代君主，颇有论为君之道的特色。
    但司马光论君主乃用人、立政之关键，只是由于君主占据最高统治地位和拥有最高政治权力，而不是迷信君主天才和万能。他论君主之才能道：
    何谓人君之才五？曰创业，曰守成，曰陵夷，曰中兴，曰乱亡。创业者，智勇冠一时者也。……守成者，中才能自修者也。……陵夷者，中才不自修者也。……中兴者，才过人而善自强者也。……乱亡者，下愚不可移者也。……（38）
    这种君主五才论，是将君主的才具与作为归为五类，分出高低、智愚、优劣之不同。司马光论历代君主，就按此五才论。如《历年图》“臣光曰”论唐代君主，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高宗“仁而不武”；中宗“粪土之墙”；肃宗“武不足以决疑”；代宗“明不足以决理”；德宗“识度暗浅，资性猜愎”；宪宗“聪明果决，得于天性”；文宗“优游不断”；武宗“英敏特达”；宣宗“尽心民事，精勤治道”；懿宗“骄奢无度，贼虐不忌”（39）。由于这些君主才具不等、作为不同（自修或不修、向善或向恶），所以唐代由兴而衰。《通鉴·唐纪》的“臣光曰”也基本上是这么个论调。
    因此，司马光特别强调君主自修（即自我修养）。在《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中，他说自己从政四朝，始终强调“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即所谓“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40）。为何强调这些呢？他认为，天下治乱安危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君的思想，只要君主思想端正，有了至善的内心修养和政治修养，就保证能施政得当，天下治安长存。而君主的思想修养，最重要的是通过“好学”来提高“公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