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梁任公《新史学》发表100周年。100年前，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有“四蔽”、“ 二病”、“三恶果”，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并且说：“史界革 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任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揭开了 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
    新史学“新”在何处呢？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20世纪史学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可以概 括为四点：“第一、前人重通史，今人重断代。第二、前人重博雅，今人重深细。第三 、前人重综合，今人重分化。第四、前代出大师，今代出专家。”（《二十世纪之史学 开拓与先驱史家》，《近代中国》第147期）这是就近代与前此3000多年史学的整体而言 。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趋势上看，新史学之所以新，有这样四个方面，这些方面又都与 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
    第一，新史学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不是循环的，更不是倒退的。梁启超说：“历史者 ，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 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 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进化的观念，对长期禁锢国人思想的阴 阳五行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的历史循环论，后代不如前代、“惟三代为尚” 的历史退化观，都是很有力的冲击，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 ，唯物史观之辩证发展的历史观念，正是以进化史观为基础的。
    第二，新史学不仅要求得历史事实，更要求得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个基础上 求得“公理公例”。梁启超说对历史事件，要“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 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这种寻找历史发展因果关系，求 得“公理公例”、“既往之大例”的观念，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 思想，开辟了道路。
    第三，新史学要求重视社会下层人的历史。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个人而不知有 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旧史是“君史”，而不是“民 史”。他说：“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 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这 个“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说的人民群众的“群”，是有区别的。但是，新史学 重视社会下层人、目光下移，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历 史作用的论述，在精神实质和发展趋势上应该是一致的，这也是整个20世纪史学突出的 特点之一。
    第四，20世纪初“群”的概念，又是“社会”概念的不准确表述。新史学突出地强调 了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批评旧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强调治史贵有宗 旨，要使今人能为经世之用。“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否则， “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有感于内困外辱、亡国灭种，沦为殖民地的严重 危机，强调要通过新史学，激发爱国心，唤醒民众，救亡图存。2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 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社会改造问题日益凸现，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传播，并显示出盎然 生机。在对社会改造问题的关注上，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纵观20世纪的历史学，研究社会的历史，探索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重视社会下层的 历史作用，构成历史学的基本特征。新史学在世纪初所表露出的这种发展趋势，正是新 史学产生久远影响的原因所在。
    此外，新史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震撼力，关键还在于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新 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接受近代国家观念、进化史观、注重研究群体、重 视现实问题、注意历史发展的因果规律的研究而外，贯彻新史学始终的是一个“新”字 。新史学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当时不独有“史界革命”，还有“诗界革命”、“文 学革命”、“文体革命”等等。在政治上，有从封建政体向近代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政 治体制领域的革命；在经济上，出现了从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思想 文化领域，有从封建迷信向科学民主的转变，从古代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变，人们的思 想观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等等。波及整个社会领域的这场大变革，为历史学的发展开辟 了广阔的道路。新史学的提出，正可谓适逢其时。从君史向民史的转变，从帝王将相的 历史向社会下层的转移，开拓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历史从过去 单纯的政治史向新体历史教科书、社会史、文明史、经济史、财政史、改革史、救亡史 、中外关系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史学理论与方法、边疆史地等领域伸展，从而使 新史学在20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认为，我们仍处于新史学时代 。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同样是因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 开拓。20年代后，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问题，写出了诸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 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原人社会于 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等论文。李大钊认为以往的 史学家，仅从上层建筑说明社会变革，解释历史，而马克思则提出了社会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关系问题，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动，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动，以适应这一社会基础， 而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从社会基础和经济关系上去解释历史，比以往单纯从 政治上、思想上去解释，道理要深刻得多，从而吸引了很多人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开 辟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天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于1930年正式出版，他 运用甲骨文、金文记载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理出了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何干之评价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 》、《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 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何 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 意义还在于，他有力地回击了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从而对中国革命具有指导意 义的论点，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 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分别于1934年和1936年出版。它们以马克思主义观 点方法为指导，运用新史料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分期问题，回击了歪曲中国社会性 质的各种错误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后，如《历史哲学 教程》、《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社会史导言》、《中国史 纲》、《中国通史简编》、《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 作相继问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显示出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