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学派”（注：严格地讲，食货学派成员骨干是陶希圣、何兹全、鞠清远、武仙卿和曾謇等人。本文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称谓。）在30年代史坛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目前对食货学派的研究甚为寥寥，但取消食货学派，20世纪中国史学史将是残缺不全的。本文试图对食货学派的学术倾向、学术价值进行宏观考察，开掘其学术内容，以期对食货学派有一个新的认识。
    《食货》半月刊是食货学派的基地，因而，研究《食货》是认识“食货学派”的根本立足点。《食货》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攻刊物”。由于其主编人陶希圣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食货》的创办意图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革命围剿。陶希圣等人即使以唯物史观派学人自命，也只是挂着唯物史观的幌子而已。（注：参见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这种观点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政治立场直接决定学术立场这一有害假设的产物。而今天，维护学术独立的意识日渐觉醒，学术是政治的附庸的思维正在被超越，因而以学术的眼光重新打量《食货》，对其学术内涵加以深究，正确评估它在开辟新的研究路向，确立新的史学范型上的贡献，也就提上了日程。
    一、《食货》产生的学术背景
    以往的研究，提到《食货》的产生，强调的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这当然十分必要。而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对《食货》的外缘性解释，没有触摸到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食货》作为一种学术刊物，当然首先是那个时代学术思潮的逻辑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目光转移到以前被忽略的学术大背景上来。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术思潮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很大程度上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1929-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为马克思主义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接受，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思潮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2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当时中国学术界是以非常积极的姿态面对西方、面对世界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无疑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国际学术思潮的变动，并立即融入了这一潮流。况且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习民情，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它得以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和运用，实在是顺理成章。“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对史学家的影响面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宽得多，包括后来分化到另一阵营里的人物，这种影响也还存在。”（注：王家范：《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年至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是绝对不同的。……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30年代的学术界，“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注：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7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64页。）“唯物史观风靡一世。”（注：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顾颉刚先生序》，此处引文据《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0页。）社会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尽管用语不尽一致，却共同表达了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广泛流行，成为一种主流思潮。
    新的理论、方法的输入，必然生出这样的要求：用这套新的观念工具考察中国社会，重新梳理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社会史论战遂应运而生，并得以在学术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各派学人纷纷披挂上阵，运用新式的理论武器，参加这场论战。争论最热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2页。）参加论战的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有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主力如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的“新思潮派”；有托派阵地的动力派如严灵峰、任曙等，还有其他一些自称不属任何派别的讨论文章。这场论战延续数年（大体自1929年至1934年），发表文章约140余篇，出版书籍30余种。（注：参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社会史论战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需要在这里强调指出的是，这场论战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不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及后来的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些早已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这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的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这就有力地佐证了马克思主义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事实。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个新事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未经过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研究阶段，没有消化、吸收其思想实质，没有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它，就急不可待地援引它来阐释中国历史，正如何干之所说，“可惜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结果，问题往往不能好好地提出来，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注：何干之：《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肤浅的理解、简单地套用往往又容易为教条主义埋下祸根。由于这场论战缺乏必要的对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作支撑，只是就经典作家的词句的理解争来争去，始终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兼容起来，所以当论战的硝烟逐渐散去的时候，其核心问题仍悬而未决。空洞宽泛的理论争执走到尽头之时，正是切实具体的专题研究起步之日，这是学术演化的必然逻辑。《食货》的创办实质上是在社会史论战沿着原有方向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势下不得已的选择。《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食货》认识到，理论的发达，必先经过史料搜求、专题研究的阶段，于是退而结网，创办这本半月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