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待澄清的两个误解
    误解之一：提倡实验主义
    何谓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注：胡适：《胡适文存·我的歧路》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卷三第99页。）重视史料是实验主义的要害所在，虽然它也讲“方法”，而且是“科学的方法”，但它是限于史料考订层面的、技术性的方法，与处于历史阐释层面的、理论性的方法相去甚远。我们无须否认，《食货》中有高度重视史料的倾向。但我们还必须明确，这一倾向是由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造成的，是对论战流于空论的纠偏补弊，因为“一场论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反回头来，从新做起。……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嵇文甫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况且，陶希圣并不排斥对方法的探讨，他在《食货》（创刊号）“编辑的话”中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仅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的。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可见，陶希圣是兼顾史料与方法、理论的平衡，并未用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正如何兹全所说：“《食货》对待材料和理论、方法的态度，大体是合理的。”（注：张世林编：《学林春秋》，第257页。）
    李秉衡在《方法与材料》（第1卷第9期）中说：“研究须以伟大的方法，照耀着、贯通着、运用着，一切材料。《食货》除收集材料外，似应将过去中国社会史论战所遗下之第一要点，即方法的再事修养与确定--不是再度论争，应是切实的奠基。”历史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方法为指导，社会史论战所暴露的正是理论准备之不足，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社会史论战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掌握理论，不在理论本身不正确或根本不应该使用理论。陶希圣在李文末尾的附注中指出：“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历史的研究必须顾到历史的事实。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实验主义重史料而轻理论，公式主义重理论而轻史料，二者都有弊病。陶希圣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实验主义的弱点，如何说他是提倡实验主义呢？王瑛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纲与方法》（第2卷第6期）中说：“我们认为昧于一般的方法理论去研究中国经济史是胡闹，绝对说不上什么研究！因之，我们一再提起注意方法论的重要，不要大家跟着别人胡抓乱挠！研究中国经济史，第一应先把握一般的正确的方法及理论，第二，才能去进行所谓‘广搜材料’”，不仅如此，《食货》还为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辟专栏：“方法与理论”（第3卷第6期）“理论与方法”（第3卷第8、12期）、“方法”（第2卷第4期）、“研究方法”（第2卷第5期），出专号：“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第5卷第11期），还有大量的此类文章，如齐思和的《研究历史问题之方法》（第4卷第3期）等。
    食货学派显示出了高于史料派和其他史观派的卓识，克服了重史轻论和重论轻史两个极端。实验主义的方法，“拿证据来！”，“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这种“科学方法”只能在“训诂学”和“版本学”里充分发挥其功能，顶多在确定具体“史事”有无真伪的问题上施展其才干。（注：唐德刚：《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这是实验主义的固有缺陷。而一般的史观派则“对于材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相合者，就无条件采用。……往往谈理论太多……感觉他是谈哲学不是讲历史”，（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冯友兰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急于求知识，而殆于问材料。……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页。）郭沫若也坦白承认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注：《海涛》，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这种倾向在史观派中普遍存在而浑然不觉。陶希圣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则既搜求史料又研讨理论，在理论指导下考订史料，在整理史料中生成理论，取鉴实验主义又能超越实验主义，源于唯物史观而不囿于唯物史观。史观与材料、义理与考据、实证与阐释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能构成完整的史学，无论哪一端过分发达，都将导致史学的失衡。陶希圣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整合史观派与史料派所代表的两大学术谱系的探索。
    误解之二：以经济史观代替唯物史观
    重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是经济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共同之处，也是容易将二者混淆的重要原因。但经济史观与唯物史观有着根本区别。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过分夸大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忽视、排斥了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而唯物史观既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又兼顾到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凸显了一种“总体史”意识。唯物史观并非经济决定论，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已有所论述。恩格斯晚年曾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情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成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无视这一点，就谈不上对唯物史观的完整而准确的理解，最终滑向经济史观或其他错误理论。
    “食货学派”的庐山真面目是经济史观还是唯物史观呢？我们看几个例证便可明了。
    陶希圣在《食货》第3卷第9期“编辑的话”中说：“隋文帝的统一与他的政策，我以为要从南北朝时代王权与贵族的冲突这过程里了解。”此话是针对张玉林的《隋文帝的社会政策及其经济手段》而发的。张文主要从农业经济的破产入手，分析隋初的统治政策，着重点在经济，而陶希圣提出从王权与贵族的冲突方面来考察，着眼点在政治。陶希圣不但自己没有忽视政治因素而流于经济史观，而且纠正了别人只重经济的偏向。
    陶希圣在《食货》第5卷第8期“编辑的话”中说：“假如对于‘色役’本身，再加以分析，将它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复杂关系，将与‘色役’类似的一些东西，加以考察，或许对于南北朝社会的性质的理解，又要改变一些。”这是针对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考》说的。曾謇也在《古代宗法社会与儒家思想的发展》（第5卷第7期）中谈道：“一切的事物--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它们相互的联系与依存。换句话说，就是它们并不是彼此孤立的东西。”这显然与经济史观大相径庭，经济史观突出了经济因素，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等同于全部原因和一切动力，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把经济因素之外的丰富的历史内容挡在了视野之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食货学派的确避开了这个理论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