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在易学史上也颇有建树。其作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深受《周易》的影响，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以为，司马迁的易学是他的史学的哲理基础，他的史学体现出他的易学思想。吴怀祺先生曾就此写一专文--《司马迁的易学与史学》，围绕《周易》的通变思想与《史记》“见盛观衰”的历史盛衰论、“承敝易变”的社会变革论，作了精辟的阐述（注：吴怀祺：《司马迁的易学与史学》，载《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华夏出版社1998版。）。此不赘言。本文仅就吴文所未涉及者，略作补充说明，并就教于方家。
    一 《易》为圣人之书
    司马迁十分推崇《周易》，视《周易》为圣人之书。这在《史记》全书中多有反映。
    首先，司马迁肯定《周易》为“幽明”之书，只有“通人达才”，方能加以重视。《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以下凡引《史记》，只注篇名）此段文字带有卜筮色彩，但“史迁说《易》，不以卜筮为非，亦不拘虚于卜筮，与术数家言龟策者不同”（注：刘师培：《司马迁述周易义》，黄寿祺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版。）。结尾“盖若”二字，即表现了司马氏对卜筮的某种怀疑态度。其它如《陈杞世家》、《晋世家》、《魏世家》、《赵世家》、《楚元王世家》等，引述占卜之事，均与此相类。其言“《易》之为术，幽明远矣”，本于《周易·系辞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说，《周易》包络了天地之道，与天地相齐等，精于《周易》的人，就可以知晓天上光明、地下幽隐之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在司马氏看来，唯有通人达才。也就是《系辞》下文所说“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乐天知命”的圣人。太史公此述，实际上也是将《周易》看作讲天人之道的神妙著述。此即《系辞》本章紧接“知幽明之故”所云；“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其次，司马迁视《周易》为“长于变”的“神化”之书。既然《周易》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那么，《周易》就是讲宇宙与人生根本道理的书，也即哲学著作。因此，司马氏以“神化”二字概括《易》书，就是十分自然，而又顺理成章的事了。《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周易》是讲天地、阴阳变化之道的哲学著作。所以其《滑稽列传》又引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神”即《系辞传》“阴阳不测之谓神”之“神”，“神化”即天地、阴阳之变化神妙莫测。就是说，《周易》是探讨天地、阴阳变化的神妙过程及其原因的，故云长于变，《易》以道化。这也是对《易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变易学说的集中反映与阐发。
    其《外戚世家》又说：“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易》基乾坤”，是对《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彖传》）；“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及“乾坤，其《易》之门邪”（《系辞传》）的高度概括。并以此论证，夫妇之际乃人伦之根本，不可不慎。最后又归结到《周易》的阴阳变易学说，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说明，所谓“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
    此段论述，先讲“《易》基乾坤”，实也拔《周易》于其它五经之上，可见其对《易》书的极力推崇。这与其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乃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去世之前又特别嘱咐司马迁：“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司马迁谨遵其父遗嘱，嘅叹；“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同上）此处亦列《周易》于六经之首，充分表明司马氏对《周易》的尊崇。此种观念，深深影响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
    司马父子何以如此推尊《周易》呢？在他们看来，《周易》一书乃历代圣人不断增益而成，是体现圣人之意的书。《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周本纪》也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八卦为六十四卦。”《孔子世家》则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是认为，伏羲画八卦，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孔子爱好《周易》，又作《彖》、《象》、《系辞》、《说卦》、《文言》等传，对《易经》加以解说。这是《汉书》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的来源。司马氏所述是否另有源头，未作详细考证，不敢妄言所以。但它与《易传》似乎具有某种联系，则是可以肯定的。《系辞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可以视为“伏羲作《易》八卦”说之所本。《系辞传》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可以看作“西伯演八卦为六十四卦”之所本。只不过《易传》未敢明确肯定，而司马迁视之为定论罢了。至于说“孔子序《易传》”，是否又与《易传》中的三十多条“子曰”有关呢？《史记》的人更三圣说是否另有所本，俟贤者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