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致命遂志
    司马迁的最高价值追求是“致命遂志”。这在《史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太史公自序》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人在极度困厄之时，意志受到压抑，心情郁闷，又无法得以申诉，往往就会“述往事，思来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昔日圣贤发愤而作，咏《诗》序《书》，演《周易》，作《春秋》，赋《寓骚》，论兵法，就是要“遂其志之思”，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表面上，司马迁这里讲的是古往圣贤，而实际上，确是他自己当时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以往昔圣贤为榜样，不断砥砺自己，发愤著述《史记》。实也“欲遂其志之思”。
    “遂其志”一语，有本于《周易·象传》。其《困卦》象辞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即是说，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弥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实行自己的志愿与追求。司马迁以此与往昔圣贤相联系，就是要强调，身遭困厄，人格受辱，但意志不屈，理想永存，为实现自己的意愿，一切荣誉和利益都可置之度外，唯一的是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从而达到某种精神上的超越。他之所以能在遭受人世最屈辱的刑罚之后，隐忍苟活，孜孜不倦，最终完成一百三十篇的煌煌巨著，实现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抱负，其原因就在于此：致命遂志，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
    司马迁以“致命遂志”为其价值理想，似乎也深受《明夷卦·彖传》影响。《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夷卦》下卦为离，上卦为坤，离为日、为明，坤为地、为柔，有“明入地中”之象。这是说，太阳没入地中，光明泯灭，天下一片黑暗。殷纣王的时代就是这样黑暗的时代。当时周文王被囚于羑里，遭蒙大难，但文王内保文明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应付了艰难困苦的处境，度过了难关，最终成就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昏君当道，贤臣遭殃，箕子被纣王贬为奴隶，又囚禁于牢狱之中，为了避免伤害，他披发佯狂，装疯卖傻，隐晦自己的贤明，内心虽然痛苦万分，却保持了自己刚直不阿的意志和坚贞不屈的节操。后来武王灭纣，访问箕子，箕子献上了他的《洪范》九畴。《史记·宋微子世家》赞叹箕子的节操，并详录了《洪范》九畴，表现了对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的推崇。
    《伍于胥列传》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扛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也是说，伍子胥之所以隐忍就功名，成为一代烈丈夫，也是要“致命遂志”，所谓“志岂须臾忘郢邪”。《越王句践世家》记述：范蠡苦心勠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终于灭掉吴国，报了会稽之耻。范蠡上书，“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太史公赞赏说：范蠡三迁，名垂后世。此处所谓“行意”，也即“遂志”。司马氏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表彰，也充分体现了他“致命遂志”的价值追求。
    三 同归而殊途
    《易传》所提出的“殊途同归”说，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评判各家学说。《太史公自序》收录了其父《论六家要指》一文。《论六家要指》开宗明义，便引《周易·系辞传》文，阐明其总结学术流派的基本原则和评述各家的基本态度。“《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太史公自序》）就是说，百家之学殊途同归，各有所见，各有所不见，都是阐发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的。其对各家学说的评论，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论六家要旨》评述各学术流派说：阴阳之术“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俭而难遵”，然其“强本节用”，乃“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不可长用”，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这些评论清楚地表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各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对其有所分析，有所批评，认为各有可取之处。所以他们强调说：“不可失也”，“不可易也”，“不可废也”，“不可改也”，“不可不察也”。司马氏肯定各家学说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专门写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和《儒林传》等，在史学史上，第一次为先秦汉初思想家写了传记，对百家之学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
    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注：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他们推崇道家，尤其是道家黄老之学，并依道家观点批评了儒家。所以《论六家要指》将道家学说作为重点，以超出各家两倍乃至四倍的篇幅进行论述。其《老子韩非列传》又总结说：“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但也并非一味赞扬：“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太史公自序》）认为道家的学说理论幽深微妙，令人难以知晓。其《老子列传》也有类似的评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知。”这说明，司马氏父子虽然尊崇道家，但也抱有一种分析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