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引司马迁记述叔孙通为汉高帝定朝仪，也特别突出“时变”。叔孙通召集儒生三十余人参与其事，有二人以为叔孙所为不合古代礼法，不肯应召。对于此种行为，司马迁专门引了叔孙通一句话予以贬斥：叔孙通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并于太史公论赞中颂扬叔孙通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叔孙通列传》）“进退与时变化”，也即《易传》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与时消息”。
    其《货殖列传》以赞赏的态度叙述陶朱公的事迹说：“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与时逐”也即“与时消息”，并明确提出了“任时”的概念。又赞扬白圭说：“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以“乐”说明对“观察时变”的态度，用“猛兽挚鸟之发”形容“趋时”，言辞犀利，褒扬之情跃然而出，可见其对《易传》“变通趋时”说的尊崇。据此，司马迁更极力赞扬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同上）“与时俯仰”也即《易传》所说的“与时消息”。而有些一时爵高权贵，最终祸患及身的人，也是由于“不知时变”所致。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太史公评论所说：“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
    五 援《易》以为说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此种现象也充分表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
    除上述所云，易学中的许多学说、范畴成为《史记》的哲理基础之外，司马迁还援引《周易》中的很多辞句，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其《太史公自序》论春秋之时弑君亡国，皆失其本，即是如此。其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行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这是以《周易·文言传》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说明弑君亡国皆由逐渐积累而成，所以为君为父、为臣为子，不可以不知《春秋》，不通礼义。
    其《礼书》论礼的重要作用则说：“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还太一。天地以合，目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天地以合”三句，本于《文言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明，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以此说明“礼”乃天地人伦之大经，天地万物、社会人伦皆依礼而各得其所，各得其序，各遂其成。
    其引《易》文最长而为其立论的是《乐书》。其中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羣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此段文字也载于《乐记》，是否司马迁抄录于此，不得而知。但它最初取材于《易传》却是可以肯定的。此文“天尊地卑”至“天地之别”，是引《系辞》文说明“礼为天地之序”；自“地气上”至“天地之和”，是引《系辞》文说明“乐为天地之和”。下文“极乎天而蟠乎地”，可能是《明夷卦》上六爻辞“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的变文。“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本于《系辞》“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变化即指天地之数也即阴阳之数的变化，“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讲变化莫测之义，故此处“成变化”与“行乎阴阳”完全同义。“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似有本于《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则来于《系辞》文：“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坤乃天地的象征，故下文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引述《易》文，是要以此论证礼乐制度的巨大功能和作用，所以最后，说“圣人曰：礼云乐云”。
    《史记》还以《易》文作为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则。如其《楚元王世家》太史公评述当时篡杀及安危存亡的情况说：“国之将兴，必有祯样，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君子用而小人退”，源于《泰卦》《彖传》文“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国家通泰昌隆，则君子在朝内，小人在朝外，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衰消，故泰卦说“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贤人隐”乃引《文言传》“天地闭，贤人隐”句。天地闭塞，阴阳不交，乃《否卦》之象，以此比喻君臣乖背，上下阻隔，所以贤人隐居不仕。也即《否卦》《彖》文所说：“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实际上，司马迁这里是以泰否两卦之义评论楚元王世家，辞句虽较隐晦，其文义还是相当明朗的。
    其《伯夷列传》论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颜回附骥尾而行著，则引《文言传》加以评论。“‘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这是以《易传》“同类相召”的观念，评论伯夷虽有贤行，颜回虽然笃学，皆得孔子称扬而名益彰显，以此悲叹“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岩穴之士，闾巷之人，如果不攀龙附凤，没有圣贤的极力表彰与宣扬，即使砥身励行，也不可能名传后世，而只能“堙灭而不称”了。
    《史记·屈原列传》评论《离骚》和屈子的遭遇也多引《易》文。其中说：“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段文字，“其文约”至“举类迩而见义远”，本于《系辞》：“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而又稍变其文，作为评判《离骚》的审美价值标准。其论“不知人之祸”，则引《井卦》九三爻辞为其准则：“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侧，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