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 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 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 。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 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 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以中国 史学方法治西洋史”。（《悼惜何柏丞先生》，《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0年6月）作为史学家，梁启超与何炳松在20世纪前半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都 为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纪念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周年 之际，我们不能不想到何炳松。
    梁启超与何炳松在史学研究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第一，他们都在史学理论上具有较多的贡献，都重视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史学理论，并 力求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融汇贯通。
    梁启超关于史学理论的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是《中国史叙论》（19 01年）、《新史学》（1902年）；后期的著作则有：《中国史研究法》（1922年）、《研究 文化史的几个问题》（1923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等。这些著作 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中国史叙论》是梁氏计划撰著的新的中国通史的导论，《 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叙论》的补充和扩展，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新史学》所表述 的史学思想以及在中国史学界起到的振聋发聩作用，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 变。其20年代的史学理论著作，虽然在历史观上有所倒退，但与世纪之初的“卤莽疏阔 ”相比，显然是更加成熟了，如对传统史学的态度，对西方史学的吸收，都比过去有了 更多的辩证观点。
    何炳松编译的史学理论及历史研究法著作有：《新史学》（1924年）、《历史教学法》（ 1926年）、《历史研究法》（1927年）、《通史新义》（1930年）等，这些著作虽不能完全 代表何氏的史学理论，但至少反映了他的学术倾向。有的著作像《历史研究法》、《通 史新义》，并不是单纯的翻译之作，在编译过程中，何氏注意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 统史学对比。如《历史研究法》一书，在阐述西方史学理论时，“遇有与我国史家不约 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在《通史新义》中，何 氏还叙述了“中国史学之发展”。即使是《新史学》那样的完全翻译之作，何氏也作了 一篇相当长的导言，对书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评介，把其中的一些原理与刘知几的《史 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相对比。可见，何氏在编译过程中，有意识地把他认为是 正确的西洋史学原理吸收到中国史学理论中来，使之最终成为中国的东西。于此同时， 他也撰著了一些史学理论文章，如《论史学》、《历史研究法》、《历史上演化问题及 其研究法》、《怎样研究史地》、《历史教授法》等。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明显地带有 西洋史学理论的痕迹，但已经过了何氏的消化，形成了他自己的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
    梁启超早年宣传变法，变法失败后逃至日本，以后又到檀香山、澳洲、美洲开展变法 宣传和组织工作。1919-1920年，他到欧洲游历，历时一年多。他前期的史学理论著作 ，吸收了日本史学理论的某些成果，如他的《新史学》与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 在结构和标目上均有相似之处，就说明这一点。而他后期的史学理论又受到欧洲史学理 论的影响，如郎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等。 在巴黎期间，梁氏请留法学生李宗侗为他讲《史学原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虚怀吸收 由此可见。何炳松留学美国数年（1913-1916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接受美国新史学 派的史学理论，所翻译的著作以这一派的居多。但对欧洲的史学理论，他也酌情吸收， 如《通史新义》就吸收了郎、瑟二氏《史学原论》和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观点。由 于梁、何二氏对中国传统史学均有深厚的修养，注意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相 联系，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很少有那种生吞活剥之印迹。
    第二，他们都重视编著中国通史。一般地说，通史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的整体认识，因 此，也最能说明一个时代的史学成就。梁启超、何炳松都对编著中国通史表现出了浓厚 的兴趣。对梁氏来说，中国通史一直是他最高的治史追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 》与他编撰新的通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后写的有关地理、民族、年代等方面的文章， 都是为编撰通史服务的。在《三十自述》中，他说：“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心之发 达”。（《饮冰室文集》，卷十一）他还拟有《中国通史目录》，并与章太炎通信，讨论 中国通史的编纂问题。在他的残稿存目中有“国史稿”、“中国通史稿”。晚年著作《 太古及三代载记》等都是他著述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他讲《中国历史研究法》，重在论 述通史的做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重在论述专史的做法。因为他通过几年的编 撰实践，清醒地认识到“做通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 ”梁氏重视史学理论研究，但与中国通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相比，史学理论不过是他的 “治史之器”。何炳松研究史学理论，其归宿点也是通史的编纂。他把自己编著的历史 研究法著作命名为《通史新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新史学的最后目的 自然在要求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阅读的通史”。他也论述了通史 与专史的关系，说“专史家必须与通史家合作起来，我们才可希望做出一部理想的人类 社会进化史”。（《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年，第201页）何氏以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拟了一个中国通史计划，预定请国内 若干历史学者通力合作。全书分作200多章，每章自成一书，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 遇到“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毁，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第三，他们都对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怀有自觉的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感。作为近代意 义的学科，中国史学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何炳松对此均做出了开拓性的贡 献。梁启超最早明确地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中，他把“史学史”视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比较详细地论述了“ 史学史的做法”。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要特别重视四个方面：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 的成立与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并围绕着这四个方面，第一次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 比较系统的论述。何炳松1925年就与郭斌佳合作，翻译美国绍特韦尔著的《西洋史学史 》，目的是为编撰《中国史学史》作资鉴。他对刘知几、章学诚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中 国史学的发展作了分期，撰著了《浙东学派溯源》，立志写出一部《中国史学史》。虽 然由于诸多原因，他的专著没有完成，但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热心提倡和有计划的探 讨，却促进了这门专史的进一步发展。梁启超和何炳松，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创时期 的代表人物。
    从文献上看，梁启超与何炳松似乎没有直接的交往。然何炳松在给梁氏弟子姚名达的 书信中，谈到过梁启超，他说：“足下得任公先生为师，诚大幸事。任公先生为吾辈先 进，才高学博，素所仰望。唯其主张史事上有因果关系，尤未敢苟同耳。”他举出了历 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说明“史家事业在于追溯源流，不在推求因果也”。并希望姚 名达向梁氏陈述他的意见。此信写于1924年11月，当时姚名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师从 梁启超学习，何炳松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姚氏是否将何炳松的意见传达给梁氏，不 得而知，不过梁氏以后的确改变了他关于历史因果关系的看法。所谓历史的因果关系， 是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的。他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 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何氏上述历史 不存在因果律的理由，梁氏在《研究法》中也谈到了，说自然科学的事项与历史事项的 不同有三：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 ，不完成的。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其三 ，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 但他认为，不能把历史的因果律同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同等看待。也就是说，上述三点 ，并没有妨碍他承认历史的因果律。可事过一年，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中，梁 氏即不再坚持历史有因果律了，他说：“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的定义 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 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他检讨自己说：“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 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我那时的病根，因为认 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这样， 在历史的因果律问题上，梁氏与何氏又走到了一起。由于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和演化 ，是人类心理活动的结果，所以，他们对“心理研究法”都极为推崇，认为是“最正当 的社会史研究法”，而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因此，他们找不 到历史的规律性，最终在历史是否是科学的问题上，陷入了迷茫和矛盾。
    梁启超与何炳松，是20世纪前期在史学理论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史家，由于他们对唯物 史观存有偏见，他们终于没有迈进历史科学的殿堂，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始终不能理 直气壮地予以肯定，他们历史观的局限性由此也就显露出来。因此，继续将历史学向更 高处推进，就不是他们的史学理论所能承担的了。史学呼唤新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