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志》立项已经近三年，三年来，《思潮志》的撰写一波三折，而此一波三折的过程则始终伴随着思考和探索，将其间的思考和实践书之于笔，借《清史研究》一席之地刊布，不仅可求教于学界各位前辈、同仁，而且可以为新修《清史》的纂修工程留下一纸文献。
    一、从《思想文化志》到《思潮志》
    2004年，典志组专家在设计“典志”诸志时，开始考虑是否设置“思想文化志”。对于这一设想我是积极加以支持的。《思想文化志》是否可以成立，其重要前提有两点：（一）“思想文化”究竟是什么？（二）“思想文化”在清代历史中意义何在？
    文化学的理论认为，文化结构是可分的。由表及里，文化结构大致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思想文化。所谓思想文化，是一种以心理、观念、理论等形态存在的文化类型。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体系；二是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层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福柯曾说：“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思想。”他所强调的“思想”的普遍性是不错的。科林伍德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这一说法虽然因过于武断而招致批评，但事实上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事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正是因为如此，“思想文化”成为当代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国内，以“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命名的研究机构至少有十余所。在东瀛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冈山大学、北海道大学等高等学府或设有“思想文化”学科／方向，或开设“中国思想文化学”课程，“思想文化”这一范畴的重要性由此得到彰显。
    清代三百多年历史当然贯穿着思想文化的流变，从清初顾黄王经戴震、章学诚到晚清，思想文化的千折百回、多元激荡构成清代历史的重要脉络。更重要的是，清代思想文化与清代政治经济血肉相关，思想文化是变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动力，思想文化也是历史事件的灵魂，我们无法想象，新修《清史》会缺少“思想文化”部分，而缺少“思想文化”部分的《清史》将会在失去一个最为生动的历史内容的同时，失去生气，成为一部“跛足”的历史。
    传统正史是没有《思想文化志》的，这是因为，旧史家不可能有“思想文化”这一概念，更不可能认识到“思想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一代思想文化的轨迹和流变也就只能星星点点地隐蔽于“儒林传”与其他专志之中。今天，我们重修《清史》，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运用当代的历史观重新建构清代历史。为清代“思想文化”立专志，正是在对传统史观进行反拨，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新修《清史》为《思想文化志》立项，将体现新时代的新的史学认识，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创新。
    经反复论证，《清史·典志》新设《思想文化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戴逸先生和典志组专家的认可。2005年元月，《思想文化志》终得以立项。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和其它志的写作相比较，《思想文化志》即使不是难度最大的，也是难度最大之一。首先，传统“典志”以典章制度以及自然、社会事项为主，如礼乐志、选举志、天文志、食货志等，而《思想文化志》则是以“思想文化”，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有体系的思想和无体系的思想为主，边界不那么分明，内涵不那么稳定，其叙述的边界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如果把握不恰当，就容易分离琐碎。其次，由于在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同时，还设置了《朴学志》、《西学志》，三者之间有极大的交叉和粘合之处。从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关系来说，朴学和思想文化本来就难以分割，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从来没有无思想的学术，套用福柯的话说：甚至在最拙劣的学术中也存在思想，只不过它们是以隐蔽的形式加以表现而已；同样，《思想文化志》和《西学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荡，离不开西学的刺激、引导和培育。中国近代各种流派思想，其背后都有着强大的西学背景。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增加了《思想文化志》的把握和写作难度。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思想文化志》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各位专家各有高见，难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经和典志组组长郭成康先生反复商议和斟酌，2006年元月28日，我致函戴逸主任，建议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信函中说：“承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信任，惠允我承担《清史·思想文化志》撰写任务。目前，该项目进展已有一年，虽总体上进展顺利，但感觉在‘思想文化志’的概念把握上存在一些问题。所谓思想文化，是一种以心理、观念、理论等形态存在的文化类型。如果严格来讲，朴学以及西学背后，同样也是深藏着心理、观念和理论的。这样，以《思想文化志》和《西学志》、《朴学志》并列，似有未尽妥切之处。经与典志组专家讨论，并反复斟酌，特建议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这一建议得到戴逸先生同意。自此，《思想文化志》一变而为《思潮志》。
    从《思想文化志》改易为《思潮志》，脉络更为清晰、主线更为凸现，内涵更为明晰。所谓思潮，按梁启超的说法是：社会思想之进路，不约而同同趋于一方向，相与呼应如潮涌。如果换一种说法，将“思想”和“思潮”加以比较，那么，思想可能是个人的、散在的，甚至是超前的，思潮则不是一个人在想什么，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群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潮和社会、时代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是一个时代的脉搏，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运动在思想层面上的集中反映。
    《思潮志》的立项，其实回归了戴逸主任关于《思想文化志》的最初构想。2004年7月22日，戴逸主任给郭成康先生的信中，指出《思想文化志》的撰写，要“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其间派别纷陈，各立门户，标新立异，名家辈出，构成壮阔之清代思想文化大观。”而《思潮志》的命题，正决定了其内在的结构是“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
    《思潮志》的立项，得到不少专家的肯定。认为《清史》典志创新，《思潮志》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而在实际的撰写过程中，课题组也深深感到《思潮志》的立项，不仅在学理上有充分依据，而且在表现清代的思想历史上，有其独到的功能。
    比如，在清理清代思想脉络时，我们发现有清一代，关于封建、郡县制的讨论十分热烈。从清初到晚清，黄宗羲、顾炎武、陆世仪、曾静、吕留良、陆生楠、魏禧、颜元、李塨、王夫之、杨名时、袁枚、程晋芳、汪缙、官献瑶、崔述、崔迈、焦循、程含章、李富孙、刘鸿翱，宋翔凤、魏源、冯桂芬、俞樾、戴望等（包括《四库全书总目》），都曾围绕封建、郡县生发议论，各种见解纷纭灿烂。连雍正都发表意见，并将斥郡县主封建作为陆生楠可诛杀罪状之一。这么多人关怀封建、郡县问题，难道不是新修《清史》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吗？如果不设《思潮志》，这一部分内容将会如何表现，很可能就湮没了，即使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传中记载了他们关于封建郡县的议论，也只会是一鳞半爪，更不可能在《封建论》的题目下，看到一个时代的不约而同的关怀以及思考。再如清初理学，有一个大的转变，这就是从虚返实，不再热衷于性理一类问题的讨论，而是强调“明体适用”，陆世仪、张履祥、李顒等都是这样的主张。以后从陆耀的《切问斋文钞》到贺、魏的《皇朝经世文编》也都大体是这样一种理学经世的路数，所谓“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思路。晚清曾国藩的“礼学经世”也是走的一条实的经世路线，而不是以往理学虚的一套。清代理学的新面貌是清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内容，过去章太炎说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实际上是贬之过低。我们在《思潮志》中把这一内容展现出来了，使人们能对清代理学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这样一种作用，是清代理学家分散的传记代替不了的。第三个例子是晚清续经世文编，自《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续编、补编、新编者接踵而起，多达近二十种，早在晚清，就有文章称“续编”成一时世风。世风者，思潮之体现也。这么多续编、新编、补编，如果不在一个专题下展现，怎么能体现晚清的这一段世风呢，如果不设《思潮志》，这些内容也有极大可能被湮没，因为在其他的志中没有它们的地位。以上所举三个例子，都是我们在读史料和撰稿中的切实体会，并以为它们足以支撑《思潮志》立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