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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如上六篇之结构，固然可以体现清代思潮的大的起伏，但主流思潮下还有伏流，其间重要者不能不加以表现。比如，乾嘉时期，实证思潮固然蔚为主流，但经世思潮并未湮灭。陆耀师卧子《皇明经世文编》之意，辑本朝名公大臣经世之论为《切问斋文钞》，务求实用，体用兼赅，乃理学经世之典范，厥后魏源、贺耦耕追踵成轨，汇为巨编；《四库全书总目》论史论书论人，彰扬有用之实学，赞许留心民事讲求实用者，鼓励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章学诚屡言“学问所以经世”、“学业将以经世”，更言“史学经世”，以《春秋》之“切人事”作为史学之真精神；袁枚、戴震、焦循等人论理欲、论性理、论义利，则因理学之道统，自“莅政”、“长民”后与朝廷之刀锯鼎斧更施迭使，成为压抑社会之利器，故不得不起而抗议辨正，其间深寓对平民生存之关怀与对时政之痛切。洪榜曰：戴震抱经济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正道出了“戴氏之义理”的精义；毛奇龄等力辨叔嫂有服、成妻大于成妇，其考辨古制中蕴含有关注常情常理与生人之苦的经世情怀；凌廷堪等呼吁“以礼代理”，以经世礼学廓清性理空论，重建社会秩序。可见乾嘉时期经世思潮依然活跃，不过其形态不同于清初而已。这些内容放在“实证思潮”下写，无疑是不适宜的。不写，又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框架之下，可能将作为《实证思潮篇》之附，以体现乾嘉思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否合适，尚祈方家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