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篇目设置的一波三折
    自《思想文化志》得以立项，如何在遵循传统志书的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写好清代思想文化，便成为课题组反复思考的问题。经再三斟酌，课题组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在布局上，从主流思潮入手，以体现清代思想文化的整体轮廓和动态面貌。这一原则实际上潜藏着后来从《思想文化志》转向《思潮志》的契机。
    （二）遵循“事以类从，依时叙事”的“典志”撰写的基本原则，以范畴或专题分类，依时叙事。
    （三）史料为主，己论为客。经典议论尤其要直录原文，以史存史。
    然而，最大的反复和困惑还是在篇目的设置。正是在这反复和困惑之中，蕴含着学术思考的深化以及对清代思想文化的更趋深入的把握。
    (1)从“义理之学”篇到拟议中的“理学志”
    2004年7月，课题组向戴逸先生呈送了《思想文化志论证报告》。报告除论证新修《清史》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必要性外，设想将《思想文化志》设为六篇，即经世实学、义理之学、洋务思潮、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粹思潮。戴逸先生于7月21日在论证报告上批示：“内容充实，论证缜密，别出机杼，颇具新意，所立六篇亦可行。写作中应注意与《西学志》、《朴学志》之照应与重复。可以立项。”次日，戴先生给典志组组长郭成康先生亲笔写信曰：“昨日读周积明先生《思想文化志论证报告》，觉得论证与分篇均好，在上面写了几句话。今晨重读一过，感到分篇尚有可议之处。”而可议诸篇中，便有“义理之学”。戴逸先生说：“进入清中叶，将戴震等名为‘义理之学’须斟酌。戴震等之学自有其义理。如戴震理欲之辨、凌廷堪‘以礼代理’、阮元‘说仁’，均以实证之精神与方法阐发义理。但乾嘉大师极力与宋学划清界限，学界一般指宋明理学为义理之学。所谓‘义理、考据、辞章’即是指宋学、汉学与桐城文派之各擅胜场。今将戴震等名为‘义理之学’，恐易混淆与宋之区别，于义未安。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可否名为‘实证之学’”。
    2004年8月2日，项目主持人周积明教授致函戴逸先生，感谢戴逸主任对报告的肯定、鼓励以及指导，并在吸纳戴逸先生关于分篇篇目意见的基础上，对于《思想文化志》是否取消“义理之学篇”提出了不同意见。其文曰：
    第二篇，“义理之学”，先生指示改为“实证之学”：因“义理之学”之名“恐易混淆汉宋之区别”，“于义未安”。且“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先生所言甚是。但积明对先生指示或有依违，谨陈己见如下。
    首先，积明以为，所谓“义理之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性、理、欲为基本讨论范畴的学问，是儒学中的道德学。不同朝代有不同朝代的义理学，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罢了。宋明讲义理，有十分典型的天理人欲之辩，清代同样有关于“天人、性理”的讨论，其线索可以从王夫之、黄宗羲、陈确追踪到戴震、焦循、阮元等。关于清中叶的义理学，近年来颇有新研究问世。台湾学者张丽珠有《清代新义理学》之作，张寿安先生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向》与《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林庆彰、张寿安先生还集合大陆和台湾学者合撰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笔者则不仅参加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的研究计划，而且撰写了《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等论文。积明体会，海峡两岸的学者之所以要将“清代义理学”这一概念加以彰扬，是因为长期以来，清代学者的义理论被其“实证”方法所掩蔽。人们习惯了宋明形上义理学的型态，认为，唯有宋明才有“义理学”，清代只有“实证学”。而这样一种认识，可以在方东树那里找到渊源，宋学守护者方东树曾独断的宣称“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矣，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方东树的意思有两重：其一、义理之学的形式只能以“宋学”为范型；其二、义理之学讨论的内容和结论，不能脱出程朱之范畴。而清代的义理学却偏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呈现出和宋明“义理学”不同的样式，这正是值得今天的清代思想文化研究者充分挖掘的领域，也是大清史必须充分采纳的新鲜内容。
    书上，戴逸先生和典志组宽容相待，“义理篇”暂时保留了下来。
    2005年3月，清史典志组在扬州大学召开了《朴学志》、《思想文化志》、《西学志》的编纂工作座谈会，会上对《思想文化志》的纲目基本认可。会议纪要提出一个重要意见：“理学从清初绵延至晚清，似不应在清史学术思想类的志书中无所表现。”这是学术思想类专家和典志组专家第一次提出“理学”问题。诚然，《思想文化志》的“义理篇”既含汉学义理，也包括理学义理，但是，理学义理只是清代理学的一部分内容，无法替代。
    2006年元月《思想文化志》更改为《思潮志》。根据这一命题，《思潮志》取消了“义理篇”，因为，义理不是一种思潮。元月28日，典志组专家转达戴逸主任意见，建议增加《心性篇》。2月6日，项目负责人周积明致函戴逸主任。认为：
    先生指示在《思潮志》中增加“心性篇”，积明冒昧以为，似有不甚妥切之处。思潮之特点，一是时代性或时期性，二是群体性，三是“必有相当之价值”。心性的思考是一个长的思想线索，如果是《思想文化志》，设置“心性篇”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作为一种“思潮”，与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并列，可能未必能成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后，拿去了“义理篇”。
    据积明理解，先生之所以提出设置“心性篇”，是因为我们讨论清代思想文化是不能忽视理学这一条线索的，积明深以为是。原来设置“义理篇”，就包含了同样的意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综合学术界前沿研究与自己研究所得，认为：第一，清代程朱理学不同于宋明理学，其趋势是将实务置于玄谈之上，舍太极而倾于日用之常。第二，由于清代理学的重实际趋向，自然和当时的经世思潮相互激荡，清初的陆世仪、孙奇逢、李颙，清中叶的陆耀、陈宏谋，晚清的贺长龄、唐鉴、曾国藩等理学主流人物都以“躬行践履”、“明体达用”为思想特征，而不再全力关注静、敬、诚一类精神修养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对“经世思潮篇”作了进一步修正，以充实“理学经世”的思想文化动态，现将修改后的“经世思潮篇”提纲寄上，是否妥切，请您赐教。
    正如“理学义理”不能和清代理学画上等号一样，“理学经世”也只是反映了清代理学的一个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说，理学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2007年元月，典志组在综合外审意见后，再次提出在《思潮志》中增加《理学篇》的问题，元月八日，周积明致函典志组，称：
    理学乃一种学术形态，而不是一种思潮。理学可与朴学、子学等相对应，却无法与经世、洋务、维新、革命、实证等纲目形成逻辑上的序列。实际上，在对清代思潮的总体把握下，“经世篇”在各阶段无不把理学作为重要考察内容。清初“明体适用”一节，总括孙奇逢“明理适用”、陆世仪“明体而适用”、张履祥“明理所以适用”、李顒有“明体适用”之说，揭示了清初理学重实行、实践，将理学的道德形上学和经世实务加以贯通的特点。“理欲之辨”为乾嘉时期一大论题，戴震等人以此为切入点，关注社会秩序化问题，是经世思想的题中之义，陆耀、陈宏谋、汪辉祖诸人以理学为宗主而忧心世事、关注国计民生，也是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晚清贺长龄、唐鉴、曾国藩等理学主流人物都以“躬行践履”、“明体达用”为思想特征，不再全力关注静、敬、诚一类精神修养问题，而是瞩目社会危机之防范与社会弊端之救正，此种关怀是彼时经世思潮中的重要一环。理学经世是清代经世思潮的一条重要线索，“经世篇”已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请各位专家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