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迟在战国中叶，中国文化典籍中就已形成了所谓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它们都是关于上古三代文明成果的汇集与总结，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其中的《春秋》以及此后的“三传”，因其与历史的紧密结合，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方面，更表现在历史思想当中。对于前者，学界已有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则主要针对后者，略述《春秋》经传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春秋》自问世以来，在战国秦汉之际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但衍生出许多相关的著述，而且对诸子的学术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见，战国诸子捃摭《春秋》之文以为著述，在当时确已成为一种风气。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他们把《春秋》记载的有关成败兴衰的史事当作了可供资政的历史教训而加以阐述和发挥，如《管子》中就曾说过《春秋》“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1]《山权》。韩非也经常引用《春秋》中君权下替之例，以宣传法家的专制王权思想。①《春秋》之所以能在一个攻伐剧烈的乱世盛行，其原因正在于此。
    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这是中国先民在周初便已明确了的认识。《周书》和《诗经》中的“殷鉴”即是其最早表述。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认识又进一步发展而有了不同的取向。
    《楚语下》记载：“昔齐驺马繻以胡公入于具水，邴歇、阎职戗懿公于囿竹，晋长鱼矫杀三卻于榭，鲁圉人荦杀子般于次，夫是谁之故也，非唯旧怨乎？是皆子之所闻也。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今子闻而弃之，犹蒙耳也。吾语子何益，吾知逃也已。”《楚语上》：“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语七》：“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以上引述《国语》的三段文字都涉及当时人们对于历史功用的看法，从中不难看出这种认识已经明显地有了两个方向：一是注重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强调对历史作“善败”方面的考察--所谓“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就是要从历史中吸取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另一种则注重伦理教化方面的意义，强调历史对人们“德义”修养方面的教诲和约束，主张从历史中辨明善恶，行善戒恶，耸善抑恶。
    历史知识这两种功用，在孔子所作的《春秋》中都有所体现，上文所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就《春秋》“善败”方面的作用，已作了充分的说明。陆贾在《新语·术本》中更是指出：“《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而终于鲁哀公，历十二公，220余年。从孔子生活的时代来看，这段历史恰属于现代历史学科分类中近现代史的范围。孔子未曾远求于上古之史，而是取鲁国晚近之史事以为《春秋》，可以说正是借此以资取其成败之效。此后司马迁创作《史记》便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如他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2]《六国年表序》。《史记》虽为通史，但从其着力所在与精彩之笔来看，却主要集中于秦汉时段，这和孔子作《春秋》述近世的主旨是一路贯通的。
    《春秋》在述“德义”方面的作用，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孟子就曾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3]《滕文公下》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离娄下》可见《春秋》不只是为了记载历史，而且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评判和褒贬来作用于现实的社会政治。这种将历史研究的最根本目的与职责当作是为现实而服务，是为了后世的人伦、道德、政治秩序的巩固与完善而服务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经世致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说明他著《史记》正是秉承其父司马谈“继《春秋》”的遗愿而为之。在思想上，司马迁又受到其师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说的很大影响。对于《春秋》的作用，司马迁指出，“《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特别强调了《春秋》具有的“王道”与“人事”的意义。他认为《春秋》既是治国的大道、“王道之大者”，同时又是针对“人事”的纲纪，“《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这就是说《春秋》所蕴含的思想大义与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