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如《备内》引《桃左春秋》,《外储说右上》、《奸劫弑臣》等都提到了“春秋之记”。沈钦韩《汉书疏证》指出:“然战国诸子又尝睹《春秋传》而成书,如韩非《奸劫弑臣篇》:‘春秋之记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云云。此全依《左氏传》也。” ②如梁启超指出:《史记》“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16页)。钱穆指出:“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该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第70页)。瞿林东先生也认为:“一部史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主要地位,则自《史记》开始”(《简明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 ③《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1980年陕西长安县出土的西周晚期彝器史惠鼎中也有“惠其日就月将,察化恶臧”的铭文,其意为史惠日有所成,月有所兴,能知以善恶教人,可见周代的史官早有褒贬惩劝的职责。此外《左传》所记载春秋时期齐太史、晋董狐的事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④《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王允语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为谤书,流于后世。” 原文参考文献: [1]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8. [6]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姜炳章.读左补义·纲领下[O].尊行堂刻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 [8]汪中.述学·内篇卷二·左氏春秋释疑[O].扬州书局刻本,同治八年(1869). [9]陈澔.礼记集说[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M]//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478. [12]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M]//柳宗元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808. [13]唐晏.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4. [14]杨士勋.春秋榖梁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400. [15]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M].北京:中华书局,1994: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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