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曾称赞《春秋》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10]《成公十四年》蕴含于《春秋》书法中的这种原则不但涉及对于社会历史中“人”之实在性的探讨，更开启了中国史学批判意识的先河。孟子就曾说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滕文公下》司马迁在阐述孔子作《春秋》的意旨时更是引其师董仲舒的话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太史公自序》这段话不但说明了《春秋》的思想，也反映出司马迁《史记》的撰述旨趣。因为和《春秋》一样，《史记》也是一部具有强烈评判意识的史书。在书中，司马迁不但运用了各种技巧评判了古今人物，甚至对于自刘邦以来的西汉天子，特别是汉武帝本人也加以针砭。正因为如此，它在后世也背负了所谓“谤书”④的指责。
    对于这种批判意识，《礼记·经解》有一句很好的评论：“《春秋》之失，乱”。对此“乱”字，历代注解不同，而以陈澔《礼记集说》引方氏“属辞比事而作法，则失于犯上矣”[9]421之说最为恰当。《春秋》笔法中所具有的褒贬原则如果发挥得过了头，就容易遭致犯上之祸，这在专制统治的社会中当然是极为危险的。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不难看到，史家所遭受的迫害，如春秋齐太史兄弟的被杀、西汉司马迁的受刑、东汉蔡邕的被诛、北魏崔浩国史案，以及清初的文字狱，等等，许多都是因为涉及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因“乱”而蒙受其难。对此，韩愈早已有过“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11]的感叹。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史家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而言，其为史的坚定信念也并未有所动摇。如，针对韩愈所说的话，柳宗元就曾有过激烈的回应。他在致韩愈的信中明显地表达出这种信念：“退之以为纪录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又言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如亟去其位。”[12]可以说，即使是在不利和危险的情况下，中国历代史家一直都在遵循着这种源自《春秋》的批判精神，这种“思直其道，虽死不可回”的为史信念，正是为中国传统史家所特有的一种宝贵精神。
    对社会历史变化及其内在之理的探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思想渊源上看，《周易》与《春秋》是中国古代历史通变思想的两个重要来源，不过二者在表达形式上又有不同。《周易》对历史之“变”主要重在哲理上的抽象与思辨，而《春秋》之“变”则贯穿于对世事变迁的记载与议论当中。清人唐晏曾经指出：“夫《春秋》，孔子所以纪世变之书也。春秋以前，尧、舜、殷、周，大异乎春秋也。春秋以后，七雄争王，亦异乎春秋也。而其致变之枢，则在春秋之代。故孔子作《春秋》，上起自隐，下逮乎哀。即一部《春秋》，而已守末不同矣。故世无《春秋》，则后世不解三王之何由以成为战国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本义也。”[13]这段话是否真的能够说明孔子作《春秋》的本义，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从一定意义上说，《春秋》确是一部“纪世变”之书。通过对各诸侯国史事的记载，反映的恰是春秋时期礼乐征伐从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再到政归大夫、陪臣执国命这样的一个历史变化过程。而此后的《左传》更是通过大量的史料，详尽、深刻且生动地记述了春秋时期200多年来社会的变迁，它所宣扬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10]《昭公二十八车》的历史变易思想，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变革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时代精神。
    《春秋》的历史变易思想在《公羊传》和其后的公羊学中又有独特的发展。在《公羊传》中三次提到了《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已经揭示出《春秋》的文辞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道理。此后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等人的不断发挥，这种思想最终发展成为一套由“衰乱世”至“升平世”再至“太平世”的三世递进的历史学说，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历史哲学。虽然公羊学自何休以后，研究者甚少，几近于湮没无闻，但在沉寂了近1500年之后，于清代乾嘉时期开始，经常州今文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祖孙的阐发与提倡，又经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发扬光大，至康有为而达于极盛，成为维新变法中有力的思想武器。公羊学之所以能够自晚清以来在思想、文化、政治领域发挥出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与它求变、求新的历史变易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榖梁传》中，对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也提出了“贵时”与“顺势”的独到看法。《春秋·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楚泓之战，对于宋襄公贻误战机导致惨败的行为，《榖梁传》评价说，“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宋襄公“不攻人厄”、“不鼓不成列”的作法似乎是恪守信义的表现，但却背离了“道”的要求，所以这种“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至于“道”，遵循的是一种“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的原则。范宁注引范凯曰：“道有时，事有势，何贵于道？贵于时。何贵于时？贵顺于势。”[14]这就是说，“道”最终要归结到“贵于时”和“顺于势”的要求上，也就是要顺应时势变化的发展。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早先的时代，宋襄公在战争中还遵循原来的战争规则，自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势”作为哲学上的一个范畴，在先秦古籍中早已有之，主要是作为法家的政治术语和兵家的军事术语而使用，而《榖梁传》提出的“贵时”与“顺势”的思想，多少已经包含了对客观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在此后的《史记》中，司马迁便将“时”与“势”运用在历史撰述当中，用以说明历史的发展。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则明确地用“势”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清初学者王夫之又进一步对“势”作了阐述，提出“势”与“理”的对应关系，从而对历史变化原因作了更高层次的概括。[15]此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也用“势”来解释“道”的历史演化。可以说，从司马迁到章学诚，中国古代的史家关于“势”的观念经历了漫长而有意义的发展过程。如果沿着这一过程向上追溯，对于“时势”的认识与把握，在《榖梁传》中就已露出了萌芽，这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中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