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学者，梁启超所涉领域之广，著述之丰，不及备举，称得上“新史学的元祖”。胡适、梁漱溟、陈垣、丁文江这些著名学者，都视梁启超先生为宾为师，时人公认章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梁启超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一篇长文，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六节，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激烈抨击了封建史学的弊病，阐明了资产阶级史学的基本宗旨。在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梁启超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统在国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题，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
    命题之一：史界革命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篇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著名命题。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但是，翻遍中国史书，能够具备“养吾所欲”、“给我所求”的，几乎没有一本，因此，梁启超大为感慨：“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九。）
    在梁启超看来，史学是学问最博大且最重要的一门学科。欧洲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西方各国之所以文明，其中史学的功劳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那么，中国的史学怎么样呢？要说是够发达的了，翻一翻两千多年来的古书，浩如烟海，而其中史学之书便占了六七成，然而却陈陈相因，没有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使这门博大重要的学问真正普及于国民。原因何在？梁启超认为，在于中国封建旧史存在有四蔽、二病。
    一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认为，近代国家观念以国民为主体，传统国家观念则以帝王为主体。什么是国家呢？“夫国也者，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注：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历代史家都以为天下者便是君主一人的天下，舍朝廷外无国家，从来作史的人，都是为朝廷上的君主所作，却没有一书为国民所作。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写的都是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说穿了，二十四史真正是地球上一本空前绝后的“相斫书”。因此，中国之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那些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区别的史家，怎么能逃脱自己的罪责呢？
    二蔽，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著作本来应该以人物为历史材料，以人物为时代的代表，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而中国史家多为鲫鱼，却没有一人有这样的眼光，他们只会为封建朝廷作本纪、列传，而且“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其实是无数个帝王将相的“墓志铭”凑成而已。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不发生，群体所以不成立，正是这个原因造成。还在1897年，梁启超便提出“君史”、“国史”、“民史”三类史学的概念，认为本纪、列传之类，不过是一部部“君史”，而民史乃是为社会一般人而作，能够“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于其国之寝强寝弱与其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而指经纬”（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因此，民史不是君主资治通鉴，而应是“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七十三。）。
    三蔽，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作史的宗旨原本在于经世之用，所以西方史家写史。愈到近世记载愈详密。梁启超认为，中国却恰恰相反，封建旧史因为只“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而对于当朝统治者便不能不有所忌讳。于是，除非改朝换代，否则当朝之史便不能出现。结果只能记陈务而不记今务，历史成了“为若干之陈死人”所作的“纪念碑”。中国国民至今仍泥古而不合时宜，对此封建史家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四蔽，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梁启超认为史家作史，应能探究人群与人群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做到以史为鉴，这样才能有益于当代。而中国旧史却只知呆然记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于甲事、乙事所以发生的原因、结果、影响，能给人们何种借鉴和启示，“皆莫能言也”，好似“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不但不能开启民智，反而闭塞、消耗了民智。
    因以上四蔽，又生出二病：
    病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梁启超说，中国旧史，满纸填塞，叙述的都是邻猫生子一类无用的事情，往往读尽一卷，没有一句有价值的话。而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一日读十卷，也需三四十年，人寿几何，何以堪此！中国史学知识不能普及，都是因为没有善于辨别精华，剔除糟粕的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