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一句人所习知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而有“轻重”之别，这是一个人生的价值问题。按照司马迁的观点，人除了自然死亡之外，凡遇到外来因素，而在生死关头自己可以作出抉择的时刻，应该慎重地权衡得失，死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不应该轻于一死。这不是贪生畏死，希图苟全；而是要尽可能地留下宝贵的生命，去完成或实现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赋予人只有一次。善于对待死，就是为了生得更有意义。
    千百年来，人们对李陵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褒贬，各有千秋，而大多予以否定。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几遭不测；为免于一死，而甘受非人的耻辱和凌虐；甚至连累及身，同招后人的非难。应该认为这不单纯是一个政治问题；更为重要的乃是一个伦理问题，一个人生的价值观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李陵与汉武帝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当代各种不同的思潮。李陵事件正是这些思潮矛盾冲突的一个集中表现，一个典型事例。将李陵事件置于当代思想领域和伦理观念范畴之内进行探讨，有助于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有助于对司马迁的完整人格和精神风貌的了解；也有助于对战国秦汉这个历史大演变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矛盾冲突的研究。
    一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思想家。他是士人，曾经自诩要“列于君子之林”。作为士君子，他提出了五个道德准则：智、仁、义、勇、行。智就是讲求“修身”之道，仁是“爱施”的开端，义是要求“取予”之信，勇是对待“耻辱”的决心，行是“立名”的极点①。司马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把“立名”作为“行”的顶点，可见他尤其重视实践，而目的则是为了“立名”。《史记》是他“立名”后世的伟大实践成果，李陵事件也应当如此看待。
    古人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又说，知人论世。要了解司马迁这个历史人物并对李陵事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就应该从他的为人和当代历史处境入手；而为人之道则是一个行为动机的出发点和根据，也就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念。根据司马迁的所言所行及其对历史人物所作的各种评论，其人生价值观念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人生处世，“立名”为上，即要对社会作出贡献，使自己扬名当世或“见知于后世”。为此，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讲求“修身”的机智，在生死之间，作出抉择，而不轻于一死，否则就是轻于鸿毛。
    二、乐善爱施是“仁”，即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崇高理想。为此，必须恪守“取予”之义，要有雪除“耻辱”而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生命的决心和勇气。死要死得其所，其价值就重于泰山。
    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这就是司马迁的人生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是根据这个尺度来衡量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并作为他自己的行为准则。
    孔子是司马迁心目中的楷模人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孔子是布衣，并无尺土之封；而司马迁要为他立“世家”，称“至圣”，就因此故。司马迁之崇仰孔子，并非赞同其政治主张。孔子是儒家，司马迁是道家，两家思想体系迥然有别。司马迁莅观孔庙，之所以“祗回留之，不能去”，是因为敬仰其高尚品格和立身行事。孔子不为世用，退而删《诗》、《书》，作《春秋》，著书立说，以传后世，“以达王事”，“当一王之法”。孔子晚年耿耿于怀的就是“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与孔子的处境行事大异，但仍有某些共同之处。虽程度有深浅，但遭际多厄是相同的；“称名”或“立名”于当世或后世，其愿望是相同的；发愤著书，“以见知于后世”，生命的最后寄托和归宿也是相同的。司马迁写《史记》，屡屡以孔子作《春秋》为法，并表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②。援《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之例，《史记》实可称为《司马氏春秋》。虽内容、观点有异，其寓褒贬、别善恶之义则同。
    象伯夷、叔齐这样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人物，《史记》竟也为之立传，而且列诸传首。千百年来，为此议论纷纭，不一其趣。例如，晋人葛洪认为是“为善而无报也”；唐人刘知几则认为不过“考其先后，随而编次”而已③。司马迁为什么要传伯夷？伯夷、叔齐兄弟本来已经归服周文王，已不存在亲周或反周的问题。他们所不赞同的是周武王“父死不葬”，“以臣弑君”的“以暴易暴”的讨伐方式；因而“义不食周粟”，为忠于自己的主张而饿死首阳山。孔子认为他们是“求仁得仁”。《伯夷列传》通篇是司马迁自伤自慰之辞。“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其中就包括他自己。但是，他认为他们还是做得对，因为他们都怀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一人生信念，“其轻”、“其重”，出于自己的抉择。这是孔子、司马迁共同的人生价值观。
    夷、齐之外，殷亡之际，还有孔子所称的“三仁”：“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表现不同，而孔子统称之为“仁”。其中微子启，“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矛，膝行而前以告”，就是屈膝投降。孔子这种“一视同仁”的评价，用后代封建伦理道德准则来衡量，是很难说得通的。司马迁替微子立“世家”，接受孔子的评价之外，还记载了殷太师对微子的劝告：“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和微子本人的观点：“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④这里提出了由于君臣、父子之间关系的不同因而应该有所区别，各有不同的道德准则这个属于伦理范畴的问题，并直接提出了“臣主以义属”的准则。殷太师和微子提出的这些观点，与司马迁正相一致。
    这种一致性，司马迁对晏平仲倾心地表达了出来：“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⑤晏子平日犯颜直谏，已经尽了君臣之义；齐庄公不听被杀，晏子哭尸而去，就尽了君臣之礼。但是晏子没有义务与庄公同死，也没有义务为庄公报仇。这就是晏平仲与司马迁共同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如何处理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宗法社会中一个困难而复杂的伦理问题。对此，司马迁通过热烈歌颂伍子胥这个历史人物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怨毒之于人心，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⑥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不赴君命，而出奔吴国，借吴国之师，攻陷郢都，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这岂不是大逆不道、叛国卖国的滔天大罪？司马迁却认为赴君命，与兄俱死是“小义”，而杀父之仇是“大耻”。父子之亲远在君臣之义之上。伍子胥不是“叛徒”，而是“烈丈夫”。他没有死于君命，而是“隐忍就功名”。死与不死，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在评价伍子胥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司马迁赞扬伍子胥的不死，因而惋惜屈原的轻生，“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⑦当后人称颂屈原的爱国主义和殉国气节的时候，司马迁却认为他不该自投汨罗，而应该参加当代游士的行列，周游列国，以用其材。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
    司马迁赞扬伍子胥的不死于君命。又惋惜屈原的轻于一死，是不是他认为死是难事呢？不然。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⑧就是说，死非难事；难在事到临头，必须作出处断。知道必须一死，就有了勇气。在这个问题上，他钦佩赵国名相蔺相如“智勇”双全：“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发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⑨。蔺相如决心破璧一死，终于获得完璧归赵的胜利；归而对廉颇表示退让，避免自相残害。死与不死之间，处理得完全正当，各得赞誉。
    死或不死，“重其死”或“不自重其死”，这是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再提到的问题。项羽部将季布，兵败之后亡命隐身，“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但另一个彭越部将栾布，却敢于藐视刘邦禁令，“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一个“重其死”，一个“不自重其死”，表现不同，却同样得到褒彰。为什么？因为各自奔赴的目标有异。至于那些“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⑩。由于缺乏反复计虑而一时感慨轻生的，不能算做勇者。
    蔺相如和荆轲都是奋勇秦廷的名士。荆轲和曹沫、专诸、豫让、聂政等人都得到司马迁的称扬，编入《史记·刺客列传》。“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着重的是“义”，是“不欺其志”。其中豫让的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司马迁既引之于《报任安书》以自况，也给后代士人以深刻影响。与《刺客列传》主题相同的是《游侠列传》。司马迁赞美游侠，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这样的高尚品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后来班固续写《游侠传》，却反其道而行之，断定这些人物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效尤班固，指斥《史记》为“背公死党之言”，司马迁“挟私以成史”（11）。这种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悬殊，诚不可以道里计。
    上引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大有助于对李陵事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