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中，唯独法家反对游士。商鞅有“五民”、“六虱”之论，主张“《诗》、《书》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一律禁止（46），“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仁义”是“亡国之俗”（47）韩非进一步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列入“五蠹”之内，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48）。韩非创立“三常”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下之常道”；“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49）。韩非的“三常”与董仲舒的“三纲”完全一致，树立了新的“纲”、“常”准则。
    秦始皇焚书坑儒，用火与剑斩绝了“士”的时代。楚汉之际及汉初六十余年间，诸侯王林立，游谈之风一度复燃，儒老尤称“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儒老相绌”之局。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之处是采用两面手法，实行“儒表法里”之治。汉初那种流风余韵，也就荡然无存。
    汉承战国之余烈，从社会基础到意识形态都呈现出一种迭嬗演变状态，新与旧的冲突不断反复。但是，在“大一统”秩序确立后，随着淮南狱的大镇压，列国林立的局面终于消失。游士纵横与列国林立的关系好比鱼与水的关系。现在，除昆明、太液之池外，鱼儿没有水可游了，自然只有涸死。
    司马迁、李陵都有古士之风，但时代已经变换，所以说司马迁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而不是所谓“在野派”“清议”之祸。了解司马迁的价值观念应该向上溯源于先秦之世；而把他拉向下来归入东汉以后地主阶级在野派的行列，就不免南辕北辙了。
    如上文所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在李陵战败被俘之初。李陵之甘心降敌是在母弟妻子全家“族诛”之后。司马迁并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行为辩护（50）。人生际遇，各有千秋。司马迁于“受辱”之后，以完成《史记》为精神寄托，实践了自己所信奉的人生价值观念。李陵降敌之后，心情也并不平静。他称苏武为“义士”，承认自己之罪“上通于天”。但他还是坚持“老母已死，虽报恩将安归”的信念，置母子之亲于君臣之义之上。这是伦理观念上的大冲突。司马迁与李陵的结局并不相同，但他们在人生和伦理观念上确有相通之处。那是无庸讳言的。提出这个问题同样并不是为李陵辩护，而是为更深入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提供一个新的探索途径。
    1984年6月初稿
    1987年3月修改
    注释：
    ①《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
    ②《史记·史太公自序》
    ③《史通·探颐》
    ④《史记·宋微子世家》
    ⑤《史记·管晏列传》
    ⑥《史记·伍子胥列传》
    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⑧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⑩《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11）《读通鉴论》卷三《武帝》
    （12）引文均见《报任安书》，下同。
    （13）清武英殿本《前汉书卷六十二考证》“俱居门下”条云：“《文选·注》云：谓同为侍中官”。《汉书·李陵传》：“少为侍中”；但《史记·李将军列传》附李陵事未及此。《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都不曾说司马迁做过侍中。按汉武帝元封元年其父司马谈卒时，司马迁“仕为郎中”；父卒后三岁，迁始为太史令。自元封元年至三年之间，司马迁任职不明，可能是由郎中而升侍中，司马迁有意讳言其事。这个发现可补一般有关司马迁行年论著的缺漏。又：《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何休《解诂》：“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徐彦《疏》：“《解》云出《苍颉篇》。汉主谓司马迁云：李陵非汝同门之朋，同志之友乎？”熟读《公羊春秋》的汉武帝指斥司马迁是一种“朋友相卫”的私行。班固、王夫之所谓“背公死党”之论，盖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