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司马迁自述“少负不羁之才”，想望“慷慨之士”、“椒傥非常之人”。汉武帝重用的却是阿谀醇谨的乡愿，“峻文深理”的酷吏，“与民争利”的“兴利之臣”，以及佞幸贵戚之类。司马迁崇敬的是仁人志士，汉武帝需要的是忠臣奴仆。两种人材标准，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个人的爱憎好恶，而是不同的时代意识。司马迁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意义在于宣告“游士”时代的结束。
    所谓“不羁之才”，意思是不受拘束、身心都得到独立解放、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格。这种独立人格的出现，从历史上看是要一定时代条件的。
    “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时代和阶级的属性。在宗法等级制度下，贵族和庶人是两大分野。“士”是农民中的尖子，特称“秀民”。管子主张士、农、工、商四民“勿使杂处”，“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29）。所以他设“士农之乡十五，工商之乡六”，“士农”合为一类。《诗·小雅·甫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朱熹《诗集传》：“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于农，而工商不与焉”。“士”既产生于庶人中的农民，所以在古籍中农总是“庶士”或“士庶”连称。《尚书·毕命》：“兹殷庶士”；《孟子·梁惠王上》：“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离娄上》：“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士”既是农民中之“秀”，又居“四民”之首，就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技艺和知识。例如较早出现的“儒”士就具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种技艺和知识为贵族所需要，“士”就可以得到提拔而入“仕”。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原是那个时代的通行制度，是一种本份职责。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并非如后人理解的追求利禄的意思。“仕”就是替贵族等级服务，所以《说文解字》说：“士，事也”。段玉裁注：“《豳风》、《周颂》传凡三见。《大雅》‘武王不仕’，传亦云‘仕，事也’。郑注《表记》申之曰：‘仕之言事也’……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不，谓之士’”。
    “士”因其才能和所“事”的不同有文武之分。武士选拨充任下级军官，称为“士官”；有的训练为精锐部队，叫做“甲士”、“甲胄之士”、“虎贲之士”。文士通称为“儒”（30），身体比较柔弱，所以《说文解字》释“儒”为“柔也，术士之称”。文士一般从事“文史星历”和治丧相礼等职务，少数可以为“吏”，“吏”也有“职事”之意（31）；还有的担任“家臣”、“宰臣”之类。但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大夫以上是贵族，士、农、工、商都是庶人，这个等级森严的制度是不可逾越的。在这个制度下，“士”只能处于贵族的附从地位，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可言。
    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动荡、大变化的局面，一个新的“士”的时代也就脱颖而出。
    开辟这个新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是出身没落贵族的士。这个身份赋给他两个特征：其一，对下比较同情士庶；其二，对上敢于坚持独立的言行，而不苟从贵族。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而不见用。他就聚徒讲学，弟子三千，不分等级，“有教无类”。他靠“束脩”维持生活，有了独立的生活来源，不依赖贵族为生。孔子用“六艺”传授技术知识，同时进行“文、行、忠、信”道德教养。他勉励学生们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这就把原来的“儒”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32）。“君子儒”要“志于道”，要“仁以为己任”。“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33）；“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34）。出仕不是单纯替贵族服务，也不是为个人利禄。他勉励学生要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他塑造了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5）
    孔子还饶有风趣地把自己比做商品，说要待价而沽。
    新时代的“士”就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匹夫”和自己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到了战国，便进一步出现了游士纵横、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士风，显得更加傲岸。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6），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各有权利和义务，不是后代的“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7）；“君之视臣如士芥，则臣视君如寇雠”（38），这是历代士人谁也不敢说的。孟子勉励学生要“舍生取义”。在生死问题上，他认为“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39），即死有轻重之分，死要死得其所；否则反而“伤勇”。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40）。历来所谓“仁至义尽”，都视为同义语，儒家也经常“仁义”并称。其实，“仁”字从人从二，主要讲人与人的相处关系，“义”字从我从羊，主要讲自我意识。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义之为言我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孟子的强调“舍生取义”，战国时期士风之尚义，都反映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时代气息，是新的历史呼唤。这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这一次，以后通训“义”为“宜”，就失去其本来精神了。
    荀子也提出“致士”主张，说：“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又说：“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41），把“士君子”说得如此重要。直到战国之季，《吕氏春秋·士容论》还特意描绘了一幅“国士”之容，并认为“礼士”是“人君三大经”的第一经（42）。
    此外，例如田子方为魏文侯师，对公子击辩论“富贵”与“贫贱”何者可以“骄人”，声言：“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则去之楚、越，若脱然，奈何其同之哉！”（43）还有一个处士颜斶公然在朝廷之上，呼唤齐宣王“王前！”表示：“士贵耳，王者不贵”（44）。
    这是一个“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45）的时代，“士”之所以能够独立不羁，其故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