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陵事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观念形态、军事路线、人材使用以及家族纠葛等等背景因素。
    首先要问：当李陵力战败降，汉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惨怆怛悼”，“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12）之际，司马迁为什么要力排众议，挺身而出替李陵辩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李陵是“奇士”，“有国士之风”，“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又是难得的将材，当鏖战到最后时刻，“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二）李陵战败，不死被俘，意图待机报汉。根据他“素所蓄积”的品德抱负，“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即李陵非真心降敌，测其用心，在图保其躯，为他日待机“报汉”之用。（三）李陵寡不敌众，但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战绩可观，“其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不难看出，在司马迁心目中，李陵正是他热情讴歌的那些先秦以至秦汉时期名臣大夫、刺客游侠的同类人物。司马迁自述与李陵“俱居门下”。汉武帝指斥他们是“同门之朋，同志之友”，足见他们相知甚深，有“知己”之谊（13）。由此可见，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是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忠实于友情的正义行动。他试图为汉武帝解忧，进言李陵才具出众，平素未见重用，此番战绩可观，应该宽其罪过，以观后效。为国家爱惜人材，应该说这也是忠实于汉武帝、忠实于汉族人民的具有远见的可行良策。只要汉武帝能冷静考虑，并不是难于“容忍”的。司马迁的进言既是合理的，也是现实的，并不是为一个降将“张目”，更不是越过了所谓“临界点”（14）。
    问题在于汉武帝与司马迁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深刻的分歧，在于汉武帝专制自恣，私心太重，偏听偏信，为左右群小所包围而不能自拔。
    汉武帝外儒内法，司马迁笃信黄老。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老相绌”（15）并没有完全结束。司马氏父子立意不惜一切坚决完成《史记》的写作和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的表现，就是两个具体证明。《史记》是对汉武帝的全面批判（16）。李陵事件是围绕“士”即人材问题上的一场冲突。
    诚然，汉武帝为了外事四夷、内兴功业，也很重视人材，曾经多次诏举贤良文学、孝廉茂材，也善于发现和拔擢人材。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人材辈出、济济多士的时代。《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缺。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已曩时版筑饭牛之用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但这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在这些所谓“人材”中有的并非真正的人材，公孙弘、倪宽以阿谀取容显，石建、石庆以醇谨慎微闻，都不过利禄充位而已。其次，除公孙弘、桑弘羊外，得到重用而善始善终的极少，张汤、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等都是自杀或被杀的。淮南大狱，死者数万，其中就有不少人材如伍被之类。其三，卫青、霍去病建立殊勋，固是将率之材；但两人实因裙带关系得到信用，而且霍光也同是一家亲。后期“将率”贰师将军李广利也因裙带关系得宠，结果全军投敌，比李陵罪重千百倍。在“将率”选用上，汉武帝是“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汉武帝统治时期，先后共有丞相十三人。在元狩五年至太初二年（前118--前103）十五年之间，除石庆因“醇谨”得保位但也遭谴责外，有三人相继在任被杀，吓得公孙贺不敢接受相印。后来他和刘屈氂也还是接连被杀的（17）。司马迁连呼：“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18）不是没有根由的。
    司马迁赞美伍子胥置父子之亲于君臣之义之上；汉武帝却申《春秋》之义，要臣下“事君犹事父也”（19），“臣无将，将而诛”（20）。这是两种不同的伦理标准（21）。
    汉武帝一生对外用兵数十年，卫、霍之外，没有一员名将，也没有留下一部总结经验的兵书。清人曾经批评他“用兵不以律”（22）。因为他不相信孙子、老子流传下来的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学说，即使有军事人材也不予信用，李广就是典型一例。《孙子兵法·兵势》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司马迁在《史记·田单列传》中也说：“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李广正是以“奇”治兵；但是汉武帝却认为“广老数奇”，与卫青共谋陷害，迫使他沙场自杀（23）。李广少子李敢为父报仇，击伤卫青；霍去病乘隙射杀李敢。仇雠相报，从此李家与皇亲卫、霍结下宿怨。李陵是李广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祖、孙才气风度相同，因而平素就不得汉武帝信用。司马迁所说那些“媒孽其短”的人中，估计不少是卫、霍余孽。公孙敖的诬告就是证明。
    汉武帝专制自恣，听不得不同意见，一怒之下，以“沮贰师，为李陵游说”和“诬罔”罪下司马迁于蚕室，受宫刑。不过，平心而论，汉武帝也还有其可贵之处，即在他盛怒之后，又冷静下来（24）。司马迁下狱一年之后，他重新复查了李陵的问题，发觉李陵之败是由于路博德违令失援；因而决定派谴公孙敖领兵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回汉。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进言是合理的，也是现实的，终于为汉武帝所采纳。事情变化的关键在公孙敖身上。他是卫青的早年好友、救命恩人。卫青发迹后，他也得到封侯拜将。这一次他奉命迎回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25）。事后查明，教匈奴为兵的是另一降将李绪而非李陵，李陵还因此使人刺杀了李绪。但汉武帝却轻信了公孙敖的诬告，“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诛”。这就把事情做绝了，堵了李陵归汉之心。
    李陵自许是“丈夫”，不是贪生畏死之徒。他已经决定自杀沙场，部下阻止他，劝他效法赵破奴前例。破奴两次亡入匈奴，归来后依然封侯拜将。李陵决定再拼一死战，且战且退，终因矢尽援绝，副将韩延年战死，他感到“无面目报陛下”，降了匈奴。司马迁所说“欲得当以报汉”，不是没有根据的，可能是李陵当时的想法。后来事情变化，这个想法无从实现。汉昭帝时，霍光曾遣使迎他回来，他表示：“归易耳，恐再辱耳！”“丈夫不能再辱！”士可杀不可辱，李陵正是这种信念。
    汉武帝曾经下《困胡诏》，申《春秋》“大复仇”之义，为其祖宗报仇雪耻（26）。他没有想到杀了李陵全家，“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27），作为人子，他又怎能忍此奇耻大辱？这岂不是伦理观念上的大冲突？
    司马迁受刑后（28），“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杰作，实践了自己“死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