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以经世致用为旨归，与儒家思想相得益彰，密不可分。首先把经世致用思想理论化并付诸实践的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把经世致用思想注入儒家经典，使其成为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精义。针对当时列国争霸、“世衰道微”的情况，他编撰了《春秋》，企图用“正名”的方法，达到“上明先王之道，下辩人事之任”，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从而使《春秋》具有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的经世匡时意识和惩恶劝善的道德评判价值。清人方苞将孔子学说概括为“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传信录·序》）之学。因此，《春秋》作为六经之一，被儒家奉为经典。
    孔子以后，历代儒家学者都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积极的阐发和应用，并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丰富和发展儒家学说。学富“五车”的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其意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以“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即把搜集和掌握的史料与现实结合对证，并从中找出历代成功失败、兴盛衰微的道理；力图探索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并希望人们接受他的观点，应用于现实社会。《史记》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司马迁在这部书里，屡屡将“六经经文”作“史事”使用，开创了“以经为史”的先河。东汉初年，曾著有《白虎通德论》的儒学大师班固，在撰著《汉书》时，把“六经”摆在第一位，以儒家的是非观评价西汉的历史。他根据董仲舒天命论的观点，极力宣扬五德循环、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理论，用以证明汉承尧运，汉室当兴。南朝范晔所著《后汉书》也贯穿了同样的理论，同样的目的。所以，顾炎武说：“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日知录》卷十六史学）
    唐朝官至宰相的杜佑，为了改革当时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弊病，汲取历史经验，巩固封建政权，以35年时间编成典章制度通史──《通典》。他将正史中的书、志，选择有关经邦济世、富国安民的内容，考察其沿革变迁，作贯通古今的研究，从而使《通典》成为有实践价值的经世实学。
    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志图匡复明朝。他们批判当时社会的弊端和宋明理学尚空谈脱离现实的错误，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特别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如，王夫之认为，读史“非知治乱而已，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读通鉴论·叙论》）。他把史学当作“经世之大略”，也就是治国的大要，“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被推崇为清朝“开国儒宗”的顾炎武也明确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其平生心血之作《日知录》，正是其主张的充分体现。黄宗羲也说：“学必源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典籍，而后足以应物。”（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三位思想家、史学家，在研究历代兴亡、探索社会变化之由的同时，曾设想了许多具有民族和民主思想的救世方案。他们提出的这些带有早期启蒙因子的理论，是从观察历史发展的视野，通过阐述《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引申出来的。
    由此看来，史学与儒家思想，质言之，与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两者是部份与主体的关系，而史学及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主导意识，即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政治本位的人生观，佐君教民的实践观。这些深邃的思想内涵也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的时代，为适应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继续发挥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给经济建设注入新的文化内涵。譬如，一方面，可以大力开展各个地区的开发史研究，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出战略决策，并探索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制定本地区发展规划提出历史的或理论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总结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扬善弃恶，启智育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总之，史学工作者在市场经济新时代，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无论是现在或将来，都要继承“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把中国的史学继续发扬光大，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