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显著下降，而它本身开始遭到各方面的抨击。在这种背景下，60年代蓬勃发展的其他社会学科的竞争明显地激烈起来。除经济科学和社会学外，政治学、社会经济人口学和部分未来学也开始迅速发展。较之历史学而言，这些社会科学需要更迅速的调整，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思想的需要，它们和政治实践有更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些学科形成的时间较晚（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除外），所以它们背负的旧理论方法论和思想政治传统的包袱较轻。这提高了它们的直接实践意义，使历史学退居次要地位。
    除其他因素外，历史学影响的下降是由于它的许多主要代表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故意力求使自己的学科处在当代尖锐的政治问题之外，宣扬它严谨的科学的客观性，甚至声明对政党－阶级不感兴趣。例如，R.维特拉姆认为， “历史研究未必能把自己的现实观念变为现实的影响”。当联邦德国许多政治理论家注意研究传统上属于历史科学题材的问题时，这种落后现象越来越明显。受过历史教育的政治理论家，其中包括K.－D.布拉赫尔、H.－A.雅各布森、W.贝松和J.C.费斯特，早在50-60年代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魏玛共和国史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历史问题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明显地对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表示怀疑，尤其是把当代问题作为“大众时代”的问题加以研究。关于联邦德国史和战后德国问题的第一批著作也出自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手笔。他们是联邦德国研究民主德国和“世界共产主义”问题的发起人。
    联邦德国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不但涉足历史学领域，而且越来越猛烈地批评这个学科僵化，并指出它没有能力研究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自由主义社会学家R.达伦多夫尖锐地抨击从L.兰克开始形成的历史学家的倾向， 他认为这些历史学家只“从事对文献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分析以代替对相互联系的深刻说明”。政治理论家E.克里彭多夫在评论联邦德国出版的世界通史第6卷时，指出了他所认为的一系列缺点，他首先指出理论水平不高和分析不透彻。他认为，这导致以传统的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是高水平文化向全球扩散的过程--来代替全球的和日新月异的工业化社会的产生是海外扩张原因的解释。这位评论家写道，结果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最近几十年不存在社会经济史，而只有政治、军事事件和文化过程”。
    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种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不能漠不关心，尤其是历史科学不仅被怀疑能否起积极作用和影响社会，而且还被怀疑作为科学的教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70年代初，历史学家持防御态度，他们在科隆代表大会上（1970年）和雷根斯堡代表大会上（1972年）证明，无论哪一个社会都不能没有对历史的研究。同时在他们中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历史科学的作用和任务及其理论方法论原则的讨论，这导致发表了大量历史理论的著作。在这场讨论的过程中划清了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派与一个较小的、非常积极的历史学家小组之间的界限。这些历史学家已形成一个学派，我们可以称它为社会批判学派。
    这个历史学家小组的主要特点是，它力求不只是扩大60年代已牢固确立的联邦德国社会史的界限，而且，他们在纲领性声明中把这种社会史定义为“一定社会形态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社会文化和精神现象的历史。中心题目是研究和描述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结构”。照他们的看法，这种社会史应该从跨学科的原则出发，不依僵化的传统和新的教条为转移。
    为了实现所提出的任务，社会批判学派从1975年起出版了一般性历史刊物《历史与社会》（季刊），这个刊物几乎只阐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史问题，从而填补了联邦德国历史学期刊中的某些空白点。
    自《历史与社会》杂志创办之日起，社会批判学派便形成了组织上的关系，在历史研究中积极开展了采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概念和方法的活动，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过程的物质因素的作用，并表现出倾向于以修正主义观点理解历史科学和社会实践的相互联系。这个学派与社会民主派、持改良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概念有密切联系。它的思想领袖是比勒费尔德大学的H.－U.韦勒尔教授和J.科卡教授、弗赖堡的历史学家H.A.温克勒尔。韦勒尔和科卡的特点是对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问题有极大的兴趣，温克勒尔则首先注意把现代化形式的传统政治史归入新概念。历史学不同领域的著名专家如H.贝尔丁、K.冯·拜梅、D.盖尔等都是这个杂志的出版者。
    他们宣布“分析社会阶层、统治的政治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现象”是首要任务。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科学对从综合角度看待历史的尝试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和法国的这类杂志已出版较长时间。社会批判学派的密切的国际联系表现在杂志的协商性学术委员会的组织中，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著名历史学家G.费尔德曼、Ch.迈耶、H.罗森堡、D.希汉、N.特纳、F.菲雷、E·豪布斯鲍姆、T.梅松和S.普拉尔都参加了这个学术委员会。
    这里指的是使资产阶级历史研究最彻底现代化的国际努力，这个努力导致必须对资产阶级历史研究进行深入的批判分析，况且韦勒尔、科卡和温克勒尔都奢望有最好的准备以便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理论上的论战。他们竭力克服60年代初就已发觉和公认的联邦德国史学中缺乏理论的缺点，这不是偶然的。因此韦勒尔要求历史学家要学会准确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前提和结论。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同负有帮助“探索和建立相应理论”使命的系统的科学进行密切合作。科卡就是这样陈述自己意见的，他把对世界通史进行社会经济解释作为现代历史研究的最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