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卡和韦勒尔把这样的解释视为关键的解释。因为“史无前例的现代世界是以18世纪末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变化为基础的”。对他们来说，资产阶级的社会发展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要素相结合的可能性，是当代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有效方法，因为这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和相互修正。这里我们遇到了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中两种异乎寻常的现象。这指的是，对纯唯心主义的历史理论概念表示明显的不满和向马克思主义寻找摆脱方法论危机的出路。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太片面并有成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只看作其他科学方法中可应用的科学方法之一。韦勒尔和科卡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密切影响下解脱出来”看作在资产阶级科学中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这种提法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新的提法。早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就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首先研究国家和政治外交史为目标，放弃对历史作社会解释和从社会学角度看历史的尝试。因此科卡有充分的理由指出，他们对社会经济过程、集体运动和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盲目无知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当时某些学者已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某些部分归入资产阶级社会史。例如，1891年经济史学家R.赫尼格尔在柏林历史学家协会上作“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报告时，就非常有分寸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虽然他强调指出，从他的观点来看，指的是仅仅对历史的经济解释，然而他指出，今天许多历史学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观点的重要性。
    当时柏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K.布雷西格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任务，他断言， 经济斗争的新时期带来了我们史学特有的经济阶段，显然，未来多半属于社会历史研究。他承认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决非唯一的基础），承认由所有制关系引起的社会阶级划分，承认社会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这就表明：布雷西格在某些问题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定影响，但同时他不接受据说是“片面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韦伯终于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但是没有把它看作完整的世界观。韦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力求指出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和唯心主义解释历史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他不否定这两种解释的相对正确性。
    社会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比自己的前辈走得更远。他们以综合的、无所不包的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吸引力，这种观点有助于他们揭示“经济、社会和统治”的相互联系，把历史理解为“具有自身动力的过程”。韦勒尔认为做以下补充说明是必要的：主张经济运动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似乎毫无意义。
    这里指的是，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方法论原则同其他方法相结合和否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方法论原则引进资产阶级研究工作。科卡比韦勒尔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对作为发现新前景、新材料和新解释的标准条件的辩证唯物论给予应有的评价，但在这之后宣称，马克思主义的“枷锁”似乎会阻碍新问题的提出，妨碍专门社会学理论的运用，因此，与其说具体的研究有促进作用，不如说有抑制作用。实际上科卡认为马克思主义能起作用是由于19世纪的社会环境。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变为研究全部世界史的工具是不恰当的。科卡力图说明：似乎马克思制定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理论只是其他理论中的一个个别理论，而不是涉及整个科学领域的理论在人类发展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当然，任何科学理论，其中包括唯物论，都难免遭到对它进行庸俗化的或教条主义的解释和应用。恩格斯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种危险。他强调指出，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意味着能自动而正确地理解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①这恰好证明，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科克断言，在利用其他理论的同时，非教条主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有助于掌握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的单方面因果关系”的观点。这样就把韦伯式的因素多元论提到了首位。
    温克勒尔试图从稍微不同的立场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他断言，在民主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社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不主张另一种经济制度以前，国家政权就是合法的。但这只在国家仅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不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温克勒尔认为，不但可能而且应该有国家和企业主狭隘利益之间特殊的“民主分化”。不可武断地说，“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谁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或工人的利益，因为这似乎是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的力量对比”。他认为，当资产阶级政权既没有同“工业化前的阶层也没有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发生矛盾时，国家才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这种理想的状况只在19世纪中叶出现过一次。按温克勒尔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根据这种状况建立自己的国家理论、国家与经济基础相互关系的理论的。
    社会批判学派的历史学家承认国家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他们不倾向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为原始的庸俗的经济主义，但他们以方法论多元论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因为他们坚信，任何一种历史哲学理论都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是他们否定以一元论解释历史的基础。因此，在联邦德国其他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看来，社会批判学派反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它的细节，也反对它的结论，但是他们不反对它的个别原理。
    G.罗泽正确指出，要求把社会史的界限扩大到社会批判学派所定义的社会史，丝毫没有说明一定的思想政治和理论方法论方向，因为这种要求本身可能同各种截然不同的对历史的解释和政治立场有关。反动的泛日耳曼主义学者G.冯·贝洛夫按其研究对象来说是社会历史学家，50-60年代美国许多保守的历史学家都属于社会历史学家之列。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这个学派的特点？韦勒尔写道：“可以说在德国久占统治地位的使国家神化的充满政治事件的历史同使社会神化的社会史是相似的，这种社会史为社会的发展辩护，没有批判地反映社会的发展……而只有当批判的态度占优势时，社会史才能履行自己重要的职能”。因而，把批判职能提到首位是这个学派的特点，并有理由确定这个学派是社会批判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