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工业化前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在政权中的优先权，可以消除德国发展中所有的包括法西斯统治的消极方面。这种看法也非常令人怀疑。普鲁士主义的极其恶劣的作用是众所周知和公认的，然而韦勒尔认为，普鲁士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绝对不是德国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原因。从20世纪初起，由于德国很晚才参加瓜分世界而表现出特别有侵略性的垄断资本，逐渐成为德国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诚然，社会批判学派历史学家没有作以下论断：不能把纳粹分子攫取政权全部归咎于资本主义，也不能部分归咎于垄断资本主义。他们的观点是较谨慎和灵活的。温克勒尔认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条件与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有联系，至少与资本主义有联系”。科卡也指出了这种联系。他们不否认重工业巨头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中的作用，但实际上他们竭力把这种作用溶合在许多其他因素之中。
    韦勒尔的概念中含有多种意义。他的概念可能被用来为垄断资本辩护，也可能被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用来批评帝国主义的某些方面。但是它逻辑上得出结论：为了创造出“大众的民主社会国家”的条件，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工业化前的结构和独裁的结构就可以了。韦勒尔在谈到资产阶级一定程度的“封建化”和资产阶级同“工业化前的贵族领导集团”结合时，正确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的密切关系。
    但是，他的观点是以不正确的前提为基础的，似乎1871年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主要任务并没有解决。事实上，正如民主德国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通过改良主义保守主义的途径，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已经完成，接着国内充满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还有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有时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但是，韦勒尔几乎没有提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认为他们是反对容克地主斗争中的同盟者，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实际上的作用及其政策的反动性。
    这些观点不仅对韦勒尔说来是典型的，而且对韦伯的其他追随者说来也是典型的。韦伯早在19世纪末就把容克地主作为自己批判的中心。韦伯关于现代世界的合理化和官僚化的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而这种思想被用作资本主义形成的标准和阶段。R.科泽勒克在研究19世纪初普鲁士的改革时认为， 官僚政治是现代化过程的动力。因此，官僚作为特殊的独立集团脱离社会结构，他们甚至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政治之间的暗中斗争是阶级斗争。甚至故意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忽视作为比较独立的政治因素的官僚政治。按韦伯的看法，从形式合理性来说，可以把官僚主义管理和资本主义经济理解为目的和手段最佳的相互关系。温克勒尔企图在这个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和韦伯的观点接近，他认为，在两种情况下所说的是作为合理化深刻过程的代表者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相似概念。
    同时，如果把社会批判学派称作纯粹的韦伯学派，是有些过头了。这个学派首先从韦伯那里接受了关于德国现代化特性的概念，接受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分析以及三种统治形式的学说。在这些问题上这个学派站在韦伯的立场上。至少这个学派基本上赞同韦伯的新康德主义概念：似乎社会科学概念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历史学家为了调整和说明真实现象用启发法自己拟制出来的，虽然这个学派广泛应用韦伯的理想典型方法来制造含有关于现实的初步概念和仅仅没有唯名论性质的模式。
    社会批判学派不仅力图更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而且力求在更大程度上研究历史过程理论。这些方法论和理论不仅被理解为认识的工具，而且还被看作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联邦德国有传统思想的历史学家把历史科学的理论理解为认识论问题、认识逻辑问题，并抛弃历史发展本身的理论。相反，社会批判学派历史学家则力求批判地评价过去和现代，力求制定有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的历史过程理论，从而从理论上论证所期望的“合理组织起来的未来社会”的目的。
    为了消除社会经济方面和思想政治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危险，他们需要历史理论，以便尽可能地使这两个方面同步发展，并在总结“整个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没有他们所指摘的“抽象社会学观点”的具体理论。但是出版10年的《历史与社会》杂志证明，建立具体理论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科卡也遗憾地承认这一点。韦勒尔也确认，社会批判学派对19-20世纪德国社会的历史所进行的一系列批判研究之所以遇到难于克服的障碍，正是由于非常缺乏理论概念的建议。他们的探索仍是联邦德国社会批判学派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
    （摘自苏《近代史与现代史》杂志1986年第6期）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