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学术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寻访祁韵士的西北史地研究与前人后世的关联，以期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
    一、资料汇通：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
    清代自康熙年间始，随着清政府在西北的用兵设官，中原人士对西域地区的了解增多了。这一了解起始于这样四类著作：有关西北的官修书籍，如《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亲历西北者的行纪、日记等著作；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研究著作，如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著作；任职西北的官员组织修撰的地方志等。这些著述日后成为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要资料积累。
    祁韵士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开始于国史修撰。他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并开始学习满文。四年之后，他因“谙习满文”而参加《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从此祁韵士与西北研究结缘。
    在修撰《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祁韵士首先接触到了一般学者无缘看到、更难以利用的珍贵史料。这样的史料主要有四类：其一，蒙古、新疆等各地区、各部落的“抄送旗册”；其二，内阁大库中的“清字红本”与实录；其三，理藩院所存的外藩各部的“世谱”。这三类资料中，不少是满汉文档案和蒙文报告包括蒙古回部王公的家谱档册、王公源流、升迁调补、恩赏予夺、功过事迹以及承袭次数、事故年月，还有关于户口、田赋、贡输等资料。这些都是外间难见的第一手史料，因其珍贵，其中的理藩院向国史馆送交的资料，待使用结束后，要如数退还给理藩院。这批资料，既有汉文、满文、蒙古文的，也有维吾尔语和藏文书写的。谙熟满文的祁韵士与助手们因编书的需要，也将它们都一一译了出来。其四，军机处所存档案。此外，祁韵士还使用了类似今天的调查资料，由于王公本人世系“无凭可查”，或是王公事迹年隔已久，一时难以查清，或因战乱，档册“遗失无存”，祁韵士等就询访“知事年老人”，以所得的资料补其不足。
    祁韵士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完成后，还曾先后复校文渊、文源、文溯北三阁《四库全书》。所以他对于《四库全书》中一般文人难得一见的书籍多所涉猎，所谓是“昔年备员史职”，“尝伏读御制文集、诗集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疆旧事，知之最详。”
    不过，祁韵士有关蒙古回部的撰述行为是他为官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学术活动。之后，他又在户部供职十年，并未再写过有关西北与蒙古的片言只语，但仕宦的坎坷使祁韵士与西北史地研究再次结缘。
    嘉庆九年（1804），户部钱法堂之下的铸钱机构宝泉局亏铜案发，祁韵士受牵连被发配伊犁当差。谪遣伊犁改变了作为官员的祁韵士的现实命运，也改变了作为学人的祁韵士的历史形象。这一次的西赴为他提供了实地目睹西北形势的机缘，当时伊犁将军松筠的修志计划促使这一机缘变成了现实。
    松筠在担任伊犁将军之初，就在筹划修撰新疆志书。祁韵士通晓满文、熟悉蒙古，很快就被松筠选为方志修撰人员。祁韵士在汪廷楷未完书稿的基础上重加排纂，后经松筠“亲为厘定”、庚宁增绘舆图而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祁韵士又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辑成了《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二书。
    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祁韵士在西北史地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优势，他较此前其它研究者掌握了更充分的资料。结合祁韵士的西北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祁韵士至少对以下三类资料十分熟悉：其一、国史官书资料，如他参与其中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二、采自新疆当地的第一手资料，这包括新疆各地送交伊犁的资料、伊犁所存当地的档案文书及祁韵士在西北耳闻目睹所得信息；其三、《西域闻见录》等有关私家著述。
    可见，我们在前文所述及有关西北的四类著作中，祁韵士已吸收汇通了其中的三类。在对官修国史资料、私家著述记载和当地征集材料的甄别选择中，祁韵士已经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深入奠定了基础，也使西北史地研究与此前的学术资源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以后，道光年间西北史地研究的兴盛正是沿着这一趋势、进一步融会各种学术资源的结果。
    不过，祁韵士个人的知识特点，决定了他在融合各种学术资源时，对于此前学术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吸收较少。《西陲总统事略》记述一些源于传统正史记载的旧说辨正，其中所引汉唐史料一般仅限于正史的文本所述，很难说有多少的史料价值，恐怕祁韵士个人对此已有认识，他在由《西陲总统事略》剪裁而成的《西陲要略》中就将这一部份省略不载。这并不表明祁韵士对于学术主流的忽视，相反，在他的西北史地著述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徘徊于为官与著述之间的学人对于当时学术中心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