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前身后：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的再发现
    在嘉庆十二年（1807）《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的编纂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即将显现、呼之欲出的西北史地学人的模糊身影。但祁韵士戍期期满东返之后，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就中断了。之后的七八年中，他襄助幕务，授书课生，西北似乎已被他彻底遗忘，已完成的西北著作被束之高阁了。他已经为学界贡献了未来将会大有影响的著述，但当时的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认识，他的著述在当时是寂寞的。不过祁韵士在有意无意间所作的努力，他对各种研究资料的汇通、对文献考证与实地目验的结合，乃至在西北史地研究中向主流学术靠拢的倾向等，都为后世研究者所继承。正因此，祁韵士生前身后的际遇不尽相同。
    祁韵士于嘉庆二十年（1815）去世时，他的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抄本形式被收入四库，外间少见。《西陲总统事略》由程振甲校刻刊行，但也流传不广。所以辞世二十年后，作为《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撰者之一，祁韵士只不过是成百上千的四库馆臣中的普通一员；即使《西陲总统事略》编者之一的身份，也不足以造成任何的学术影响，就像后人并不了解《西陲总统事略》的初辑者汪廷楷为何人一样。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手稿正等待着后人去整理发掘，祁韵士作为西北研究学人形象也正等待着后世的重新发现。
    祁氏著作的整理刊行，得益于其子祁俊藻的努力。祁俊藻在祁韵士去世前一年得中进士，从此仕途畅达，后官至军机大臣，因而祁俊藻有条件延请幕友整理并出资刊印父亲的遗作，这是实情，但著作的刊行面世与著者的学术影响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祁韵士之所以能为道光学者所关注，实与当时学术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视有关。祁韵士生活的乾嘉时期，西北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还不为人注意，而道光年间这一研究已成为一时显学，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由隐到显的史实，实际上反映的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由兴起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祁韵士的著作在道光年间受到人们的注意首先与当时清西北统治的现实需要有关。康雍乾三朝奠定的西北地区在嘉道之际出现了动荡，自道光初年始时起时伏、绵延数年的平定张格尔战事引起了时人对西北的关注。在当时社会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问世几近二十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俊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俊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
    以记录清朝当代史见长的祁韵士的著作，既能满足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要，也就具有了刊印的现实意义，祁俊藻的岳父陈用光就“曾携《释地》一卷去，拟为校刊”。虽然这次校刊没有结果，但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的意义已开始为时人所了解，后来在道光中期学界西北史地研究兴盛的学术背景下，这些著作终被整理刊行。
    道光十六年（1836），张穆在与俞正燮、许瀚、沈垚、徐松、龚自珍、程恩泽、何绍基等人的交往中，开始了祁韵士西北著作的整理工作。张穆首先校订《西域释地》，之后他又续校《西陲要略》四卷，校订工作中，张穆得到了徐松的指点与帮助，这大约是他们“烹羊炊饼”、“剧谈西北”的论题之一。
    《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与《西陲要略》先后于道光十六（1836）与道光十七年（1837）刊刻问世时，祁韵士的另一著作《皇朝藩部要略》尚是底稿，或称“底册”。这些“底册”是祁韵士在编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用国史馆和理藩院等处所存材料编成的资料长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一书完成之后，这些“底册”留在了祁氏手中。后来，祁俊藻出任江苏学政时，结识了江南地理学名家李兆洛，请李兆洛整理这些资料。李兆洛即委托门下弟子毛岳生、宋景昌对这一书稿进行“编次”与“校写”。又因这一底册与收入四库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渊源关系，祁俊藻与李兆洛等人“恐有违碍，故于扬州文澜阁（此为文汇阁之误——引者注）中借库本钞出一校，稍更易其例，成私家之书”，其后又附上宋景昌增辑《藩部世袭表》。这样形成了李兆洛称之为“外藩提要”的编校本。这一编校在本道光十九年（1839）完成后并未立即附梓，以后七年间，徐松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订，最终由张穆复审定稿，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印。
    经过道光年间学者们的十年努力，祁韵士的几部主要著作终于问世，并成为当时西北史地研究者的必备书。后来，这些著作又不断地被重刊，《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在同治二年（1862）被广东伍氏收入《粤雅堂丛书》，《藩部要略》在光绪十年（1884）由浙江书局重印。后人重刻时的底本都是经由张穆等道光学人手校的初刻本。虽然著作完成与刊行之间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差，乾嘉官员祁韵士终于在道光年间被恢复了他西北史地学者的形象。由于时代的转变、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盛，祁韵士著作的“言今”意义被充分发掘，由此，祁韵士的学者形象多少带有着道光学风的印记，如程恩泽曾称其治史“穷源溯流，荟萃贯串，能揽其巨，实经世可施用”。这一时间差也给后人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错觉，光绪学人胡思敬就在不经意间将祁韵士归入道光学者的行列。
    这样，尽管后来的学人无缘向祁韵士当面求教，但以著作为津梁，后进与前贤之间有了承接与继续。徐松在续补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的同时开始了“地学巨子”的研究生涯，张穆也在祁韵士著作的校订中成长为新一代的西北史地学人。
    【参考文献】
    [1]祁韵士。鹤皋年谱。山右丛书初编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全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本。
    [2]祁韵士著、李广洁。万里行程记（外五种）[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3]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M].见《山右丛书初编》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编纂本影印本。
    [4]松筠。西陲总统事略[M].中国边疆丛书。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据嘉庆十六年程振甲校刊本影印本。
    [5]沈垚。落颿楼文稿[M].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据道光二十七年灵石杨氏刊本排印本。
    [6]李兆洛。养一斋文集[M].光绪四年重刊本。
    [7]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八）[M].粤雅堂丛书。咸丰五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