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大势：对学术主流的向往
    从资料吸收的角度，祁韵士的西北研究的确根植于前代学术积累之中。但祁韵士的研究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尚有距离。
    祁韵士生活的时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的发展。精于考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书斋里以精审的考证技术从事着学术研究，传统典籍文献成为他们的研究赖以进行的前提。这样的学术大势之下，有一批学者在传统正史地志及辽金元史的研究中，对西域地区也深有了解。他们的西北研究，其根基深植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其方法体现着乾嘉学术的精华，因而与学术界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相较之下，祁韵士西北著作的撰述与学术大势并不相合。从著述起始与动因来看，传统史志研究是乾嘉学术的自然衍生，而祁韵士所进行的国史编纂与方志修撰均旨在满足清代边疆统治之需要，源于学术之外的因素；从关注内容看，祁韵士所述疆域之新之近也不同于传统史志研究所及的汉、唐、辽、金、元等朝代的历史内容；从所用资料看，祁韵士所依据的多是清代的官私记载、档案资料等源于一手的资料，而传统史志研究则侧重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但在祁韵士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仍是以当时一般的学术标准来作为衡量著作的尺度，主流学术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如果说在《西陲总统事略》中，我们看到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到学术主流影响的话，在《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中，他已在有意识地向着学术主流靠拢。
    在资料的整理中，祁韵士将当时学术界追求的考证方法、求是学风引入西北研究中。如前所述，在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述中，他不但有条件将此前积累的各种文字资料相互参证，而且有机会去注意“参证见闻”、“证以所见”，将文献考证与亲历目验有了初步的结合。在《西域释地》，他对新疆的疆域、山脉、河流与地名沿革等都进行了考证。他在著述中滤去“讹舛”，追求可信的风格为后世以徐松为代表的学人所继承和沿用。
    如果说广征博引、考订求是反映着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到主流学风影响的话，“信今而证古”却是祁韵士主动学术追求的写照。祁韵士对西北著述的撰写原则与方法有过这样的考虑：
    “近年士大夫役西陲，率携琐谈闻见录等书为枕中秘。惜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癣，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讹舛尤多。夫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
    这里强调，西北史地之书撰述时应注意两点：体裁与原则。按照祁韵士的想法，《西陲要略》要通过“贵乎简要”的体裁，来贯彻“信今而证古”的原则。这两点在祁韵士的著作里都有体现，《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都是简明扼要之作，其体裁合于祁韵士所言的“贵乎简要”，其记述内容基本是清朝当时当世的现实内容。
    祁韵士的知识优势本就在于清朝当代史，即“国初掌故”。早年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基本上是以档案等第一手史料来书写的一部当代史，书中所记事迹不早于天命年间。而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所吸收的学术资源是官修史书与私家著述，官修史书的主要资料是清代官方档案，而私家著述源自撰者的耳闻目睹，这就决定二者所述内容多始于清康熙年间。至于祁韵士所见的“各城故实”，更多的是嘉庆年间的当地资料。加之西北研究的客观内容是今天的故事多于过去的记述，尤其天山北路各城，如：塔尔巴哈台、伊犁、古城、巴里坤、库尔喀喇乌苏、乌鲁木齐等城均是在乾隆年间修筑的，而南路回疆各城虽多有旧城，但其中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乌什、库车等城在乾隆年间也有新修或重修。
    这样，撰著者的个人知识特点、他所参阅的主要资料以及他所记述对象的客观特性等三种因素影响下，《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自然表现出了“言今”的内容。也正因此，祁韵士提出了“信今”，虽然传统史志中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学术底蕴。就祁韵士个人，“言今”是他的学识优长，而“证古”却是他的知识缺欠。这时将西北史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对象进行的研究尚处发端，它对于既有学术成果的吸收还不充分。所以在祁韵士的著作中“言今”是水到渠成，而“证古”反有点力不从心。
    “证古”一词的提出更多体现了祁韵士对于西北史地研究与主流学术关系的思考。当时考据大家常以他们丰厚的学识、证古的兴趣在做着以今证古的学问。同样的资料，在乾嘉学人那里，往往成为他们书斋中一件件学术公案中的新证据。纪昀在哈拉火卓石壁见有“古火州”字，即“证于书”，认为“火州之名始于唐，此刻必在唐以后。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当是元人所刻”；钱大昕以此佐以《元史·都护传》、虞文靖《高昌王世勳碑》证明“火州在元时，实畏兀儿部之分地”。这样，信今的著作只有能够证古，才有可能在当时的学术界找到一席之地，一种边缘之学才能找到自己与中心之学的接合点。在这一意义上祁韵士为后世的西北史地研究暗示了一个着力的方向，为西北史地研究找到了一个在既有学术土壤中的生长点。
    但祁韵士个人并没达到他着意的目的，博采众家却无法接近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心仪考据却缺乏必要的功夫，力图证古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过，这里已经隐约折射出未来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走向了，后来徐松、张穆等人在祁韵士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回归传统史志研究。一旦与前代主流学术相衔接。西北史地研究即在道光朝走向兴盛，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环。